洞庭湖区礼仪习俗

洞庭湖区礼仪习俗

第一节 家族习俗 一、家庭

清代，县境家庭以几代同堂为荣，年长者率子辈、孙辈、曾孙辈组成大户，十几人乃至几十人同居一屋，共同生活、劳动，谓“祖宗有德，门庭兴旺”。子孙若要分家，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必受家教、族规惩处。宣统三年（1911），全县户均人口有5.37人。民国时期，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民国38年（1949），全县户均人口减至4.71人。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更趋小型化，子女婚后多自立门户，父母只与未婚子女同居，几代同居者甚少。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196953户，单身户占5.3%，一代户占8.96%，二代户占71.58%，三代户占13.75%，四代户只占0.41%。1994年，全县户均人口降至3.75人。在小型家庭中，城镇岳父母与女儿、女婿同居者呈上升趋势，农村“女嫁男娶”的传统习俗被打破，出现男到女家落户成家的新风尚。 二、家长

清代，户有家长，负责掌管家庭一切内外事务。家长皆由父辈充当，父老，则由嫡长子继任。在封建宗法统治下，遵循“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准则，唯长者尊，男性贵，家长享有对晚辈打骂惩罚的特权。民国时期，家庭结构转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提高，一人主事的家长制有所改变，多数家庭为男主外、女主内。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男女平等，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家庭事务多由夫妻共同商量决定，民主理家，家长制无形消亡。城镇妇女就业率高，社会活动多，夫妻经济收入相差无几，不少妇女又善于持家，家庭事务往往由妇女主持。城乡登记户口，已改“家长”为“户主”。 三、赡养

清代、民国时期，儿女由父母抚养成人，父母年老后由儿子赡养，儿子亡故则由孙子赡养。如儿、孙不赡养父母或祖父母者为不孝。“逆子逆孙”要受族规、家规的严惩，轻则罚跪、打屁股，重则沉潭溺毙。女儿出嫁后不赡养父母，有“嫁出门的女，泼出去的水”的俗语。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仍由子（孙）赡养父母（祖父母），城镇家庭的女儿成家后，多和兄弟共同赡养父母。 四、族规家教

清代、民国时期，县境各大族均立有族规、宗法，印诸族谱，本族子弟必须恪守。清代，十五里魏氏有族规74条，蛇山罗氏有族规65条，胡林翼家祠有《弟子箴言》22条，夏氏定“爱国家、敬祖宗、志邱垄（先人坟茔）、孝父母、和兄弟、别夫妇、正婚姻、肃闺阃、教子弟、礼尊长、慎丧葬、重勤俭、睦乡邻、谨交游、息争讼”等15条为族训。民国《益阳县志稿·氏族》统计：县境130姓，共订族规家训2078条。一些大户还订有家规，其内容多系伦理道德、人际交往、生活准则等。凡违犯族规、家规者，视其情节，处以责骂、跪打、禁闭、停餐，甚至绑送宗祠体罚、赐死。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民主、平等，封建族规、家教不禁自废。多数家庭团结和睦，勤劳俭朴，尊老爱幼，奉公守法。80年代起，人民政府重视家庭教育工作，县设有“关心下一代协会”，妇联等社会团体开办家长学校，争创“五好家庭”、“文明家庭”活动，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溶为一体，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的新一代。 五、族谱

清代和民国时期，县境盛行编修族谱，除只百数人口的小姓外，其余氏族一般每隔30年编修一次族谱，至解放前夕，各旺族大都修谱七八次。编纂族谱，氏族成立族谱局，一般各房选一代表参加，制定组织大纲，公推一人为主修，分设总务、督导、纂辑、编校、财务、稽核等人员，按世系编就子孙繁衍的每人派字、生卒年月、坟墓葬地等，刻印成书。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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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不再编修族谱。50～60年代，为进行阶级教育，曾组织编写家史、村史、街道史等，但付梓刊行者极少。90年代，县境个别氏族又着手编修族谱。 六、宗祠

清代、民国时期，县境各族建有祠堂，大者称宗祠，供祀始迁祖以下五代；小者称支祠或分祠，供祀分支始祖以下五代；刘、李、张、王等大族，还在县城建有总祠。宗祠大多建筑规模宏伟，并置有祭田公产。板子桥周氏宗祠6座相连，郭氏宗祠有祭田1000亩，茈湖口石氏宗祠占地40亩。宗祠是全族人丁祭祀祖先和议决族中大事的场所。民国22年（1933），全县有各族宗祠458个，支祠2126个。每年农历八月举行大祀，由派大年尊的族长主持，只允许族中成年男子参加，祭后会餐。清明节，由族长率领，组织族内男性青少年前往祖宗古墓群祭扫，鸣锣放铳，焚香秉烛，高挂纸幡，燃放鞭炮，其所耗均在祭田收入中开支。新中国成立后，各族宗祠及其祠产祭田在土地改革中被没收，宗族活动基本消亡。 第二节 婚丧喜庆习俗 一、嫁娶

清代和民国初年，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求“门当户对”，有的甚至指腹为婚。从议婚到完娶，手续十分繁琐。清代必经“六礼”，即：男家请媒人至女家提亲，谓“纳采”；女方同意，则男家再请媒人问女方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以占卜吉凶，谓“问名”；男家卜得吉兆后，备礼告女方，决定缔结婚姻，谓“纳吉”；男家给女家送聘礼，谓“纳徵”；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女家，求其同意，谓“请期”；新郎至女家迎娶，谓“亲迎”。民国期间，国民政府曾提倡婚姻自由，但旧式婚姻仍甚普遍。婚事程序一般分为说媒、八“八字”、传庚、迎亲、完婚等过程。女方必备嫁妆，一般为床上用品、床铺、衣柜、衣箱（或木笼）、提桶、脚盆等。有的大富户，还以田地陪嫁。完婚仪式甚为讲究。婚日，男家备花轿、客轿往女方迎亲，并带祭菜1抬，作女家告祖用，称“告祖席”；鹅笼1担，内盛雄鹅、母鹅或雄鸡、母鸡，作礼担送；还携带新娘的衣服、首饰、鞋袜及手帕、香皂之类。新娘内穿盛妆，外罩红绸吉服，拜别家堂祖先用，由亲属搀扶上花轿。“父不送嫁，母不踩路”（父不送亲，母乘坐的客轿不走花轿前）。抬花轿的4个男子，必须“妻室双全”。花轿将至男家时，男家在门外奏鼓乐、鸣鞭炮相迎。花轿抬入堂屋，由喜娘（又叫牵新娘子，必须是结发夫妻、有子女的妇女）拥新娘入洞房，用伞遮新娘的头部，不能见祖先神位，不能脚踏门坎（谓是踩住婆婆嘴巴）。新娘入洞房后，新郎、新娘分男左女右，并坐床沿，喝交杯茶，叫“合卺”。新郎再用竹筷把新娘盖头红绸挑开，夫妻第一次见面。拜堂时，首拜天地、祖先，继拜父母，再夫妻对拜。向长辈和亲友叩拜时，受拜人当场要拿红包，称“见面包封”。婚期宴会3天，婚前一天为接堂宴，或叫“待媒酒”，主要接待媒人；第二天迎亲为正宴，亦称“入堂宴”。筵席极为丰盛，主要宴迎高宾、媒人、“六亲”，招待“百客”；第三天为出堂宴，宴送高宾、亲属。正宴这天，新郎、新娘必须逐桌敬酒致礼。新婚之夜，男方亲朋好友“闹新房”，俗谓“三天不分大小”，无分辈份长幼，均可入新房调笑戏谑，深夜方散。婚后三天（也有一个月后的），新娘偕新郎同回女方娘家，叫“回门”，并备带茶食果品，以资贽见。第四天，男方恭迎岳丈来家赴宴，俗谓“亲家过门”。媒人在男女嫁娶过程中，跑腿游说，双方均待茶酒，谚为“媒人三十六餐”、“好吃人做媒”。取亲之日，男家必送“红包”给媒人，发花轿时，女方向媒人打发“红包”致谢。贫困人家无钱娶媳，有的只得带“童养媳”，待男女成年后再“圆房”。若男方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患病，经女方家庭同意，将未婚儿媳过门完婚，谓之“冲喜”。妻死可以“填房”，夫故不准“二嫁”。官绅有纳妾恶习，常娶三妻四妾。允许姑表等近亲婚配，但同姓不得成婚。女家无子，男到女方入赘称“招郎”。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实行婚姻自由、自愿、自主和一夫一妻制。多数未婚男女经过恋爱，双方情投意合，符合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到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即属合法婚姻，受到法律保障。结婚提倡新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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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不讲求嫁妆，完婚仪式大为简便。50～70年代，新郎同介绍人至女方迎亲，新娘多步行至婆家。婚宴简朴，有的以吃喜糖、喜烟取代，机关团体还推行集体结婚仪式。80年代起，操办婚事，讲究排场的风气日盛。家俱高档，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音响等家用电器齐全，新房装饰一新，婚前必摄结婚彩照，迎亲必备小汽车接迎，婚日设宴筵宾，有的还请乐队并录像，结婚费用少则几千、上万元，多则几万元。互相攀比，愈比愈高，有的父母因子女完婚巨额费用而负债。 二、丧葬

清末、民国时期，县境皆为土葬，丧葬礼俗繁缛。老人寿终正寝（女终称内寝），必办“白喜事”。弥留之际，儿孙跪伏榻前，直至病者气绝，谓之“送终”。随后，儿孙跪于堂屋，焚化纸串钱，俗称“烧起身盘缠”，或叫“烧倒钱”。再请人对死者尸体沐浴，曰“抹尸”。随后给死者穿戴寿衣、寿帽、寿鞋，移尸地面，称为“下榻”。并在死者头面盖上“皇历”或素纸，在脚前点上一盏油灯。儿孙身着孝服，腰系草绳，赤脚草鞋，立于灵堂“守灵”，其他晚辈头系白布戴孝。亲友邻居前来悼唁，孝子跪地叩头。尸体入棺前，将石膏粉、陈石灰或草木灰盛棺内垫底，称“踩档”。尸体入棺后，用红色寿被覆盖尸体，“寿被”一般由死者女儿婆家备送，本家只盖一床“子孙被”。棺外脚头安灵位，燃香烛，点油灯。棺盖先只盖及死者颈部，供亲友礼拜凭吊。封棺前，死者亲属痛哭致哀，禁忌泪水掉到死者身上。封棺时，要棺材合缝处钉盖闩码，用皮纸刷漆封口。出殡时，孝子手捧“灵位”，走在灵柩抬行之前，亲友随后。沿途鸣鞭放铳，投掷“买路钱”。路遇转弯险道，孝子伏地叩头。墓地先由“地生”看“风水”，确定方位。下葬前，丧夫掘坑，下葬后，堆土成坟。夫妇一般合葬，配偶先死，必留“合冢”余地。葬礼极其隆重。豪绅户用儒、释、道三教举行法事，超度亡灵，至少7天。一般户请道士做“道场”3天，贫困户做一天一晚的“开路”。还请纸扎工扎灵屋、金银山等，待灵柩归山后焚化。亲友多送挽联、祭幛、纸烛、鞭炮吊唁。出葬后，于堂屋案桌上置一纸写亡灵牌位，每日三餐茶饭敬奉，待“五七”（35天）或周年后，再请道士或僧人“上堂”，焚化纸扎“灵堂”，将木主牌置放堂屋神龛上作长期祭祀用。整个丧事花费巨大，“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人死饭甑开，不请自己来”，开餐者川流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丧葬大为简化。从60年代起，近益阳市区农村开始改土葬为火葬。用开追悼会取代做道场。孝家以及来悼亲友，俱臂套黑纱、胸佩白花，赠礼者改用花圈、祭幛。80年代起，农村丧葬旧风复炽，操办丧事讲排场，摆阔气，大做道场，修坟树碑者日众。城镇丧事不做道场，但开追悼会，唱“孝歌子”，下乡土葬和火化后修墓者增多。 三、寿诞

县境做寿，流行“男不做三十，女不做四十”，“男做进，女做满”的风俗。一般从50岁开始做寿，60岁的寿诞更隆重，以后逢十整生必大庆。祝贺者多赠寿屏、寿幛、寿联、寿匾、鸣放鞭炮志喜，而以女婿家备的寿礼最为丰盛。主家招待寿宴、寿面。新中国成立后，50～70年代不太流行做寿。80年代起，做寿风渐盛，除为老年人做寿外，有的青年生日大办筵席做寿，做36岁者更为普遍。甚至小孩也要做周岁、三岁、五岁、十岁生日。亲朋好友送礼致贺，有的还到地方电视台占歌志庆。挥霍浪费之风盛行，社会反响强烈。 四、贺生

县境昔传“早子早得力”，“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男称“得一石田”，生女称“得一缸酒”。生儿女后，亲朋戚友必来祝贺。特别是外婆家，必备鸡、蛋、面、糖和婴儿衣服、鞋帽、枷笼、摇窠等礼物，来主家“打三朝”（或“九朝”）。小孩生后第三天，用艾叶、枫球煎水洗澡，叫“洗三朝”。烧水时随煮鸡蛋1个，待婴儿澡后将蛋在身上滚一遍，然后给稍大的小孩分食，叫“吃合食”，以示今后“团结”。婴儿穿好衣服后，给银物持手中，象征长大会“抓钱”。帽上撇根缝衣针，用以“避邪”。又抱出屋外赶鹰，为之“壮胆”。放在潲缸上坐一坐，以示“可防肚泄”。再用黄连点睛，甜水尝口，以示“先苦后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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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这天叫“汤饼日”，必取名字。男孩取号分派名、学名、乳名，女孩就随便叫个号。满月，外婆要送“出月茶”。周岁做“娃朝”，亲友又来祝贺。是日，置书笔、秤杆、算盘、水粉、胭脂之类于桌上，让小儿“抓周”，以测孩子长大后的爱好和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贺生不如以往讲究，但亲友馈送礼物、外婆家打“三朝”、“做周岁”的风习尚存。80年代后，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多系独生子女，故而贺生之风渐烈。 五、其他喜庆

县境民间凡新屋落成、乔迁志喜、新店开业等，亲友均来祝贺，放鞭炮，赠送对联画屏，东家则备茶烟、酒饭招待。此俗今仍流行，其款式与旧时类似，然而规格越来越高。

清末，科举考试中举，宗祠祭祖开贺，主家设宴待宾。民国时，凡考录大学者亦祭祖开贺。新中国成立后，此风自止。80年代起，凡考入大学、中专者，复又盛行请客送礼。 第三节 交际习俗 一、相见

清代，谒见长辈要免冠俯伏，三跪九叩，打千请安。民国期间，除世家大族在拜年、拜寿、结婚拜堂时还盛行封建礼教外，百姓人家基本废除这些繁文缛礼。接待一般宾客，原多作揖、打拱、鞠躬，新中国成立后，则微笑、点头、握手。久别重逢的亲友，或贵宾新至，主人必先候立门外等候，待客至，迎进大门，并鸣放鞭炮。入室坐定后，主家敬奉茶烟、糖果，叙说寒暄。 二、宴饮

清末、民国时期，县境宴饮礼节甚为讲究，俗有排坐、陪客、安席、敬酒、退席诸款套。婚丧寿诞宴礼尤为注重。婚事设宴，必正堂屋坐高宾，分男东女西，同桌相对的座位必须同辈。八人席以靠壁一方为大，六人席以上首横档一方为大，圆桌坐10人不分大小。入座时，必先请贵宾就位，其余人等依次落座。宴饮开始，每桌必须有主人或受委托的亲邻陪客，坐于席桌下首末位。婚筵则由家长领新郎，从上至下逐席向在座宾客行鞠躬礼，谓之“安席”。丧宴则须孝子对每席坐客跪地叩头。其他筵席开席后，主家亦要逐席敬酒，由右至左，从上至下，逐人举杯筛酒相敬。退席前，一般必等主客起身，他人才可离席。

新中国成立后，上述习俗多自行简化、消失。 三、社交

清代、民国时期，县境平民百姓一般不甚讲究社会交往礼节，唯官绅商贾则甚重视。初次投谒，先递名片（清代称“名刺”）。举办喜庆宴会或重大活动，事前向被邀请人发出“请柬”。远道客至，设宴款待，谓之“洗尘”或“接风”。亲友远行，设酒话别，叫“饯行”，亦名“饯别”。客人告辞，主人步出大门相送，有时还须回访，称做“回拜”。新中国成立初，社交礼节不甚注重。80年代起，社会交往增多，交际礼节日趋讲究。

社会交往注重语言礼貌。与人初次见面，如不知对方姓氏，旧谓“请教尊姓台甫”，今则说“请问贵姓大名”。亲戚交往，以辈份相称。一般交往，对年长者必须尊称。新中国成立后，“同志”、“师傅”、“小某”、“老某”等称谓在一般社交中广泛流行。近年，“先生”、“老板”、“女士”、“小姐”等称呼兴起，渐而形成习惯。

县境居民注重邻里之间交往。“亲帮亲，邻帮邻”。“远亲不如近邻”，彼此和睦相处，互相照应。若须短期借左钱、米等什物，“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互助互济，讲究信用。80年代起，城镇居民居住单元楼房者渐多，邻居之间一般交往较少。 第四节 传统节令习俗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先晚“除夕”守岁，至新旧年交替时分，家家户户焚香秉烛，燃放鞭炮，迎接“财神”。凌晨，“出天行”，面对屋外张贴“出行大吉，对我生财”红色条幅，遥拜天地。然后全家聚会堂屋拜祖宗，晚辈继向长辈“拜年”。并写好“元旦发笔，万事如意；一年四季，大吉大利”的字帖贴于堂屋墙壁。早餐必备青菜佐饮，以示全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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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平安”。早餐后，由长者带领家小去祖先墓地，鸣放鞭炮拜年。随后到家戚家拜年，有“初一崽，初二郎（女婿），初三、初四拜地方”的习惯。亲戚友邻自初二、初三起，至十五止，互邀饮宴，叫“做春酒”。民间龙灯花鼓年初陆续出动，称为“闹春”，直至正月十五为止。新中国成立后，各机关团体推行“团拜”，党政机关派员向烈军属和“五保户”拜年。农村拜年习俗未减，多数不再作揖打恭。亲戚朋友来拜年，有的还燃放鞭炮，以示欢迎。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或称元夕、灯节、上元节。城乡居民张灯结彩，以示“金吾不禁”。各户皆备酒菜聚餐，晚上吃糯米汤圆，意即“过年结束，欢接春耕”。傍晚时分，到祖茔点烛送亮贺节；再到田头烧草薰烟，示除“虫害”。入夜，在阶前屋后、内室旮旯，点烛照明，以示“驱秽”。从正月初开始，城乡龙灯、花鼓，沿户竞舞，户主鸣鞭炮迎接，舞毕赐以礼物。至元宵节，龙灯、花鼓进入高潮，深夜方收灯。沿资水两岸的地区，还流行赛灯。即在堤埂边挖洞插烛，或用碗、竹筒盛油点灯，摆上长蛇陈，双方互赛，以灯多、亮旺、后熄者为胜。新中国成立后，元宵灯会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止外，一直久盛不衰。从80年代起，文化部门组织灯会，市区集镇的龙灯、花鼓、彩船、舞蚌，络绎不绝，观者云集，显示一派升平景象。

立春 县境俗谚“要得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期望“立春”放晴。是日，用一束青树枝，缠上红布条，置于堂屋神龛上，示为春到。墙壁张贴红纸写的“迎春接福”四字，焚香秉烛，迎接“春神”。今敬“春神”习俗已废。

春社 农历二月初二，相传是土地神诞辰。各户具肉类酒食供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时还轮流办席祭祀，礼毕亲邻聚餐，故有“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诗句。新中国成立后，社祭废止。

清明节 清明节在农历三月间。“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旧俗此日不举烟火，只吃冷食。“清明”日，各族男丁赴祖先坟茔清界培土，扫墓祭祖。礼毕归宗祠，吃“挂山饭”。农家重耕作，谚云“光‘清明’，暗‘谷雨’”，期望“清明”天晴，“谷雨”下雨，有利农种。新中国成立后，挂山扫墓一度中止，80年代起，又流行到先入坟地扫墓。机关团体和中小学校多组织青少年去烈士碑台前凭吊，敬献花篮，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立夏 农历“立夏”日，民间有吃干它了（汤圆）的习惯，俗谓“立夏吃干它，石头都踩破”，意云食用干它后健康有力。农家常以是日晴、雨预测一年丰歉，有“立夏要下（雨）”、“立夏明，打锣打鼓插茅坪”说法，意谓“立夏”不雨，当年一定干旱。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称端午节，或名端阳节、重午节、蒲节、天中节。民间旧有门楣挂艾叶、菖蒲、葛藤以避邪，饮雄黄酒、吃绿豆糕、包粽子、煮夏枯草蛋、小儿胸佩“香囊”等习俗。是日，农村男女老少大都休息，云“人不歇端阳逗人骂”。资水沿岸有赛龙舟习俗，观者云集。新中国成立后，端午节不再喝雄黄酒，其它习俗基本沿旧。

天贶节 农历六月初六为天贶节，传为宋真宗所定。民间有“六月六，晒红绿”的旧俗，即在是日曝晒衣物，防潮防虫。今此习尚存。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称中元节，也叫“鬼节”。民间多以是月初一至十五称为“七月半”。从初一起，用香烛迎接祖先亡灵返家，并封好纸钱，书上祖先姓名，摆齐酒食，在十三或十四日晚，将纸钱包堆置户外，边祭祀，边焚化，叫做“烧包”。“烧包”习俗从50年代起革除，80年代起渐又恢复。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又称仲秋节，是继端阳节后民间又一个较为重视的节日。戚友互赠礼品，出嫁女儿多偕女婿、小孩回娘家“拜节”。日间会餐聚饮，吃糯米糍粑，晚上吃月饼、蛋糕，举家赏月。此俗一直沿袭至今。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称重阳节，或叫“重九节”。清代，文人墨客于是日相约登高游山，插茱萸、赏菊、饮酒、赋诗、吃重阳糕。今定是日为“老人节”，开展群众性敬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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