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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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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毕业论文: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几十年间,福贵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动荡、变革,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大食堂的成立与解散、文化大革命等等,作者在叙述福贵经历的同时或深或浅的重现了这些历史事实,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观看那个时候的社会大背景,确实有些荒诞不经,如解放战争时期,福贵被抓了壮丁,辗转两年才回到家,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几百号伤兵一夜之间全部冻死;土地改革时期,地主龙二被抓,“我”分到了土地,“我回来的时候,村里开始搞土地改革了,我分到了五亩地,就是原先租龙二的那五亩。龙二是倒大霉了,他坐上了地主,一解放他就完蛋了。共产党没收了他的田产,分给了从前的佃户。他还死不认账,去吓唬那些佃户,也有不认账的,他就动手打人家。龙二也是自找倒霉,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说他是恶霸地主。被送到城里大牢后,龙二还是不识时务,那张嘴比石头还硬,最后就给毙掉了”[8],龙二最后还在喊:“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9]人民公社成立后,福贵的五亩地又成了人民公社的。“村长也不叫村长了,改叫队长。队长每天早上站在村口的榆树下吹口哨,村里男男女女都扛着家伙到村口去集合,就跟当兵一

[10]样”,随后就到了大炼钢铁的时代,“谁知没多少日子,连家里的锅都归人民公社,

说是要煮钢铁”[11],再之后大食堂成立了“家里的米柴盐什么的也村里没收了”[12]。

《活着》这出悲剧的荒诞性还体现在小说的一些具体情节及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活着》采用了“讲述”的方式,借用了民间歌谣的传统,由一个采风者“我”下乡采风引出福贵的故事。整篇文字都是“福贵”在叙述他的一生,不可避免的由主人公叙述自己的荒诞行为,这些言语看起来多了些滑稽的成分。福贵年轻时玩世不恭,小说中关于他的劣迹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年轻时吃喝嫖赌,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我常去的那家妓院是单名,叫青楼。里面有个胖胖的妓女很招我喜爱,他走路时两片大屁股就像挂在楼前的两只灯笼,晃来晃去??我经常让她背着我去逛街,我骑在她身上像是骑在一匹马上。”[12]福贵骑着妓女逛街路过丈人家还要给丈人行礼,气的丈人脸像松花蛋。大炼钢铁时期,队长请来了风水先生,要找一块风水宝地煮钢铁,在人们都快马加鞭跑向共产主义的时候,仍然扔不掉封建思想,风水先生看中了老孙家的屋子后,队长就让老孙头把屋子腾出来,说“人民公社给你盖新屋”,随后就要烧掉屋子,还说“我就不信人民公社的火烧不掉这破屋子”,那时奔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已经占据了本就愚昧的人民的心,以至于他们已然把自己的所有行为都变成了人民公社这个“神”赋予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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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毕业论文: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三)《许三观卖血记》悲剧的荒诞性

许三观与福贵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也同样经历着那些历史变革,但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突出表现的是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这与《活着》中的历史事件形成顺接关系,两部小说合起来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在小市民阶层的完美体现。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对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历史事件仅用一章以许三观和许玉兰的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描写得比较详细,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三观家度日如年,整日吃不饱,孩子已经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许三观用嘴“炒”菜给孩子吃,“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炒菜了”[14]。余华用了较大篇幅叙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许三观一家的生活,确实,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这部戏剧中最荒诞的一幕,许三观说:“文化大革命闹到今天,我有点明白过来了,什么叫文化革命?其实就是一个公报私仇的时候,以前谁要是得罪你,你就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说他是反革命也好,怎么说都行。”[15]许玉兰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了迫害,被人诬陷为“破鞋”,被剃了阴阳头,成了“陪斗”,什么是“陪斗”?用许三观的话来说就是“味精,什么菜都能放,什么菜放了味精以后都可口”[16],有意思的是,许玉兰是这样沦为“陪斗”的:“没过两天,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来到许三观家,把许玉兰带走了。他们要在城里最大的广场上开一个万人批斗大会,他们已经找到了地主,找到了富农,找到了右派,找到了反革命,找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说为了找一个妓女已经费了三天时间,现在离批斗大会只有半个小时,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说:‘许玉兰,快跟我们走,救急如救火’”[17]。这个荒唐的事件看着滑稽,却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的上演过,后来有个莫名其妙的人指示他们要在家里批斗,于是许三观召集三个儿子对许玉兰进行“批斗”,许玉兰被迫讲述了同何小勇发生的唯一一次肉体关系,讲的绘声绘色极富感染力,两个小儿子听得眼睛都睁圆了,然后二儿子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质问”,一次本应正义和严肃的革命氛围中进行的批斗会就在这种荒诞的气氛中结束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荒诞。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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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烈烈的展开了,许三观的儿子一乐、二乐都去了农村,只留小儿子三乐在身边,在此,许三观的苦难升级了,他为了一乐的病,二乐能回城,辗转多个地方,卖了多次血,差点把命卖掉,幸运的是,最终化险为夷。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荒诞写法表现的罪淋漓尽致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重复的人物行为和对话是其荒诞写法的点睛之笔,故事重复描写许三观卖血经历,卖血前要喝很多水,而且不能去厕所,卖血后都会举行一个“仪式”,要“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后来,许三观老了,家里也有了钱,但他又去卖血,只因为他想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当医院因为他老了,不要他的血的时候,许三观哭了,他说“以后家里遇上灾祸怎么办??”,小说中一些人物思想也极具荒诞色彩,如男人不卖血,身体肯定是败掉了。

总之,荒诞性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到处可见的荒诞因素:日常生活的麻木和无意义,社会习俗的混乱模糊,世界和社会的残酷等等。“荒诞”题材的选择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写作维度的开启,其写作对象不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生活,而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另一种真实——荒诞的世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荒诞表现形式是余华对现实荒诞以审美方式所作出的否定、批判和反思。

二、 余华小说荒诞悲剧的中国色彩

“荒诞”和“悲剧”是西方美学理论中的两个概念,先锋作家余华的作品中

对这两个概念的独特运用让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以下具体分析余华小说荒诞悲剧的中国色彩。

(一)余华小说悲剧的中国色彩

从美学角度来说,悲剧可分两种,从个人过失到性格冲突构成的悲剧规定了悲剧的古典形态,而人性弱点直至人的终极对立力量构成的矛盾冲突则形成现代形态的悲剧,前者演示生活中的悲剧,后者说的是人生就是悲剧,陈晓明评论先锋文学的悲剧叙事是一种后悲剧风格叙事,“这些故事本身包含的悲剧意义及其发生机制,不是在崇高的意义上加以发掘,而仅仅是一些偶然的,莫名其妙的,甚至是一些愚蠢的错误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生活总是因为一些细微的差别而在顷刻之间破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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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18]。但这并不表明悲剧感的消失,相反倒是悲剧感得到了加强,因为“生活是如此之脆弱,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为力,这才是活生生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19]

这与西方古典悲剧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西方悲剧主人公一般代表着独立的个体

秩序,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悲剧主人公钳制于自身独特的情欲,个人价值由此获得确证。哈姆雷特的犹豫、奥赛罗的嫉妒、麦克白的野心等都是极其深刻的例子,因此,西方悲剧主人公往往都有鲜活的个性,时刻都以个体身份行事,承担一切后果,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宙斯,因而被铁链锁住,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却甘愿受罚,始终坚贞不屈。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推动西方悲剧主人公追求较高的层次境界,他们不安于现状,这不同于中国的悲剧主人公。中国悲剧主人公缺乏西方那种富有个性的强烈的抗争行为,往往只是满足精神上的坚忍自宽,追求精神、行动的含蓄蕴藉,在挫折和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俯首听命,任人宰割。中国悲剧主人公单调僵硬的类型化冲淡了丰满的个性,他们大多定格于某种伦理观念的框架之内,成为一种化身和象征,悲剧作家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的属性,而不是人物相互区别的独特个性。如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他们是中国平民阶层的代表,他们的处世态度也代表了中国的大部分百姓。他们面对生存与生活的困境所拥有的达观、淡然甚至是麻木的态度是大部分国人的缩影,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

(二)余华小说悲剧荒诞性的中国色彩

荒诞与悲剧的结合是现代审美观念的新创,因为在古典审美理论中悲剧是在希望和绝望中表现的反抗和死亡,而荒诞所表现出的死亡和反抗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抗争;悲剧人物具有英雄性和非常性而荒诞却是反崇高反英雄的;悲剧因表现崇高而给人一种“怜悯”和“恐惧”的审美感受,而荒诞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嘲弄和幽默。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悲剧与荒诞完美组合的一部作品,它讲述的是诸神惩罚西西弗不断地把巨石滚上山顶,而石头因为它自身的重量又会滚下去,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比这徒劳而无望的工作更可怕的惩罚了,然后西西弗看着石头马上朝着更低的地方滚下去,在那里,他不得不把它重新滚上山顶,我看到他回到山下,迈着沉重而整齐的步子,走向他永远不知道尽头的痛苦。当他离开山顶,渐渐沉没在诸神的领地,他是高于他的命运的,他比那巨石更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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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毕业论文: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西西弗的神话》作为西方荒诞悲剧的代表作看似与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风格相似,有着同样的循环往复,看不到尽头的痛苦,依然每天做着那些接受命运又反抗命运的事,但是,余华作品与《西西弗的神话》也有截然不同的方面,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将人对命运之荒诞的态度概括为三种:一是生理上的自杀,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俯首投降的态度,而福贵和许三观面对苦难从未有过这个念头,他们一直都努力挣扎着试图活下去。二是哲学上的自杀,即不是正视现实的荒诞,而是寻求来世或彼岸的寄托,以虚妄神秘的天国作为逃避荒诞的乐园,而这是对自我理性的一种窒息与自残。福贵与许三观并没有寻求超验的精神慰藉,不信神不信鬼,眼中只有一个清清明明、有苦难更有温情的现实世界,并踏踏实实地立足此间继续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对“生命”与“生活”,也即“存在”或“活着”本身极大的尊敬与爱护,无论有什么灾难祸患,都坦然面对。加缪所说的第三种对待荒诞的态度是坚持奋斗、努力抗争,这也是加缪所赞许的高尚选择。反映在西西弗神话中,则是诸神眼中一项无尽头无效果的苦役,成为西西弗坚持不懈的奋斗源泉。而对于福贵和许三观来说,他们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气馁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每一次灾难都成为了过去,他们仍然顽强平静地活着。

余华的荒诞悲剧小说中独特的中国因素使其与西方的荒诞悲剧小说很多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中国民间百姓乐生恶死的情感非常强烈,王国维就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这种人生观使中国普通百姓对生活的苦难、人世的痛苦和不幸的命运有着相当强的忍耐力、承受力,所以即使是“赖活”、“偷活”,也要顽强地活着,这使得中国式悲剧的反抗不至于十分偏激,而这种悲剧的荒诞性也不显得特别的令人窒息,从而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独有的中和之美。

其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普通百姓一般皆持有“类我”的人生观,也就是说,自我的生命不全是个人的,而主要是家庭的、家族的,乃至国家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杀行为。对于他们来说,自杀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经被生活所击跨,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个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选择自杀,而是选择活着。《活着》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是由“我”口中说出:“家珍死得很好。”这个“好”意味着什么呢? 是:“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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