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民族关系对比(2)

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许多少数民族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成分；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世居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民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因灾荒和战乱数次迁徙，与其他民族杂居，部分地丧失了原本的民族特征；再加上各民族由于封闭落后和自然环境的隔离，以致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的发展极不平衡。这一切，都为新中国的民族认定和民族识别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各少数民族纷纷开始申报自己的民族成分，全国自报民族名称一度曾达500多个。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也达400多个，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这400多种族称，到底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 哪些是单一民族，哪些是某一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针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不论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对于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群，不论其大小、强弱，只要具备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就承认其是一个民族。经过认真细致的科学识别，国务院最后正式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9］这些做法，对于解决民族遗留问题、克服民族矛盾、 加强少数民族工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民族政策上，中共既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根据一些少数民族长期聚居的特点，按照其民族规模的大小，分别设立了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如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旗）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立了5个自治区， 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此外， 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还建立了1256个民族乡。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已有44个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0％以上。在各民族自治单位，少数民族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立主义，以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完整统一。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共一向采取保护和扶持的政策。 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有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凡是在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散居的地区，各级人大均设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在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从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始，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参与、讨论和管理国家大事。据统计，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少数民族人数，都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应占的比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在政治上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

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是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建国以来，我国已建立了12所培养少数民族建设和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民族学院，各自治地方也兴办了相当数量的民族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成为我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的重要基地。此外，我党还从实际工作中选拔任用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目前，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已达270万人，是1949年的270倍，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干部达到170万人。［10］在各民族自治地方， 行政首长都是由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也配备了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 在经济方面，建国初期有些少数民族还处在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更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处在边远落后地区，经济基础十分

薄弱，交通、通讯极为不便。为此，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制定了许多优先、照顾的政策，这对于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原来发展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已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与其他民族携手共同迈入了社会主义先进民族的行列。 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各民族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平等权利。我国的各少数民族分别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道教、原始多神教等等。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喇嘛教和小乘佛教的各民族，基本是全民信教，人数达几千万人。党和政府对于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分人口多少，政治上一律平等相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各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合法权益。

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共也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使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提高，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发展迅速。现在，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大学生，其中有10多个少数民族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许多少数民族还有了自己的硕士和博士。 但是，中共在民族政策上也犯过很多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为了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得更快、更多、更高，曾不顾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人民觉悟程度比较落后的现实，盲目推进合作化，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矛盾和消极后果；“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为了追求所谓的“一大二公三纯”，忽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特点，严重超越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对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奉行极“左”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长期以“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理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否认民族问题存在和忽视少数民族工作的倾向，大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延缓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进行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重新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继续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相互学习、共同繁荣”和扶持、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地进行了妥善解决，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与繁荣。 三、中俄当前面临的民族问题比较

当前，中俄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体制不同，但是作为多民族大国，尤其是作为具有相似的历史背景的多民族大国，在民族问题上必然会面临着一系列相似的任务，同时也将会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

我们认为，中俄在民族问题上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都处在边远落后地区，尽管那里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通讯不便，但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何通过政策扶持和财力、物力投入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使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展现了广阔的发展远景。市场经济给各民族带来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民族地区可以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地方的经济建设事业，但它也无情地冲击了原有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格局，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面对这种新的现实，要想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就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思路，不能再因循过去的那些做法。首先，

少数民族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投入到市场经济中去，增强驾驭市场的能力。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去指导本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的特点，制定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加强改革开放的力度。其次，国家应加强宏观调控，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进入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市场的障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是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和各种政策性限制。国家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宏观调控，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迫使部分生产要素向比较效益偏低的地区流动，但从长远的市场取向看，由于民族地区劳动力、土地、各种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资本投入到一定规模后就会使投资效益递增。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就必须：一、在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行政管理上多考虑民族的因素，实行一定的政策倾斜，把帮助、扶持、优惠纳入宏观调控体系；二、对于已经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如资金信贷政策、税收减免政策、物资供应照顾政策等，应继续贯彻执行，实践表明，这些政策对于尽快缩小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差距是有益的；三、把市场功能、竞争机制、效益原则与民族政策、扶贫政策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市场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国家应采取“优胜劣汰”的政府行为帮助民族地区发育市场，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在市场方面的差距，进而减少发达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11］ 对于俄罗斯来说，在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由于历史上前苏联为了确保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对于广大的农业地区曾进行了过度的剥夺，而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又都处在农牧业地区，因此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所以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经济发展上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在经济改革伊始奉行的是激进的私有化政策，在短短时间内就将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造成了国家对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这就使过去一直靠行政干预手段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政府对于如何促进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感到无所适从。

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也开始通过政策性引导来促进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例如，为了加速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俄罗斯政府已经制定了针对该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如投资优惠、信贷优惠、税收优惠等，同时，政府还大幅度地提高了在西伯利亚地区工作的各种公务人员的工资与津贴标准。

第二，如何克服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以达到各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汉族、俄罗斯族与各少数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事实，必须加大措施、加大力度，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各种有效途径尽快消除这一现象，否则就会为产生新的民族矛盾留下隐患，并进而影响国内的和平与稳定。 在中国，过去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克服民族不平等现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克服。但是，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是体现在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上，体现在人们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上，体现在经济交往中各地区地位的不平等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克服这种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确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俄罗斯，这种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比中国更为严重。前苏联时期，

虽然为克服民族不平等现象也进行过巨大努力，但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局限以及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民族间的不平等现象始终严重存在，以致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独立后的俄罗斯，其境内仍生活着100多个民族，其中许多少数民族因不满于自己的政治、经济、 社会地位而怨言重重，个别少数民族甚至因此采取了激烈的措施，如闹独立、闹分立等等。

第三，如何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以达到各民族间的和谐统一。在中国，大汉族主义历史久远，在俄罗斯，大俄罗斯族主义表现更甚，这些都严重地妨碍着民族间的团结统一。同时，地方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地及时加以解决，就很容易为民族分裂造成契机。 在中国，由于汉族人口始终占据国内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由于汉族人口所在地区一般说来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再加上汉族人在历史上居于政治统治地位的时间也较长，这就为大汉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足够的土壤。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民族不平等和大汉族主义是一种常态。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先生为实现民族平等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一贯致力于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其中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是很难从根本上完全得到克服的，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同时，地方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习惯势力，是妨碍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势力在部分民族地区一向很有影响，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大俄罗斯主义在沙俄时期一向猖獗，这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人占据了国内人口的多数，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沙俄扩张过程中对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大俄罗斯主义也是毒化前苏联民族关系、助长民族分立倾向的一个主要因素。直至今日，大俄罗斯主义仍是困扰俄罗斯民族统一的一个主要难题。地方民族主义是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一种反抗，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满情绪，是滋生地方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一些民族主义组织在取得了合法地位以后，便利用“公开性”和“民主化”大搞民族分裂活动，当他们于1990年在议会中夺取了多数席位时，就先后宣布独立或向独立过渡，从而为苏联敲响了丧钟。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车臣问题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在其中作怪的仍旧是地方民族主义。 第四，如何在不伤害少数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各民族的融合，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信息化、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民族融合有不断加速的趋势。但是，民族融合又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必须摒弃历史上那种人为地强制加速民族融合的错误做法，以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来推动这一进程。如前所述，民族融合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悠久的传统和坚实的基础。但是，同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来看，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总起来看，民族融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但却不是一个靠行政干预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了加速这一进程，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通过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通过加强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来实现。 同中国相比，俄罗斯在这方面的任务更为艰巨。这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在民族融合和的传统上与中国难以相比，另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的民族数量更多、民族间的差异更大、民族矛盾与民族问题更复杂。

第五，如何抵御西方社会对两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插手与干预，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与统一。目前，在中国与俄罗斯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西方社会对两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插手与干预。中国的西藏问题和俄罗斯的车臣问题，都是极其敏感的话题，深受西方社会“关注”，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新的国际热点，进而妨碍两国多民族的统一。 在中国的个别民族地区，如西藏和新疆的部分地区，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一向比较活跃，他们中的一些人与中国境外的反华势力相勾结，妄图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西方的一些大国也趁机插手，借口保护人权、支持民族自决等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对中国竭力进行攻击和指责。对于类似这种现象，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对于俄罗斯来说，这种事情更令人头疼。对于近几年发生的“车臣危机”，西方大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通过各种渠道插手这一事件，如向叛乱武装组织提供经费和武器等等。如果在这一问题上不与西方大国的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就难以避免民族的分裂。

当然，中俄之间在民族问题上的差异性也是极其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的民族问题远不如俄罗斯复杂，无论在民族的数量上，在民族地区间的差别上，还是在民族矛盾的尖锐、复杂程度上，俄罗斯都远远地超过了中国。

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稳定、积极的民族政策，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民族工作，大大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进一步缩小了民族间的差距，使我国的民族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绝大多数人民都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华民族的同一性，主张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而在俄罗斯，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其89个联邦主体中， 生活着10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族占总人口的82％左右，18％左右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21个自治共和国、10个自治区和一个自治州中，各民族情况差异很大，民族分立主义现象严重，是影响其国内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自俄罗斯独立以来，其政治、经济体制还尚未定型，各民族之间也正处在磨合期，这就更增加了其民族问题的复杂程度。

第二，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族对各少数民族的压迫尤甚，俄罗斯族与俄境内各少数民族间的隔阂短期内难以弥合，其融合程度也难以与中国相比，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在民族问题上所面临的形势要比中国严峻得多。中华民族虽然是本世纪初出现的称谓，但是到了今天，它一般是指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是体现中国各民族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不可分割的实体，涵盖了中国各民族在整体上对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和共同价值观念的民族认同。这是中国在民族问题上与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区别。 第三，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前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俄罗斯的民族分立主义倾向。随着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各自独立，俄联邦境内的一些民族自治单位也蠢蠢欲动，最典型的如车臣共和国。再加上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尽人意，也为一些少数民族制造事端落下了把柄。而中国五十多年来的民族统一和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无疑为国内民族问题的顺利解决创造了一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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