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 图文(2)

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５１是完备的。反观两税法，除了建中元年二月十一日有司《起请条》明确规定“其鳏寡茕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３ｕ外，对灾害减免并没有具体的制度规定。两税法在制度设计安排上只注重征税，没有相应的灾害减免规定，是其制度本身上的明显缺陷之一。同时，两税法也缺乏如何赈灾救灾的制度化规定。两税法实行税收三分制，即所谓“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日上供，二日留使，三日留州，皆量出以为人，定额以给资”【３２｜，实际上是朝廷和地方的财赋“分赃”，但分赃之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均没有设立赈灾救灾的专项贮备。这种制度缺陷，使得朝廷和地方州府消极对待灾害减免和赈灾救灾。贞元十年（７９４年），陆贽指出推行两税法后，各州府“急于聚敛，惧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旧额为准”。当灾害疾疫发生，户口减耗时，“牧守苟避于殿责，罕尽申闻，所司姑务于取求，莫肯矜恤”【３３｜。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年）时，韩愈《归彭城》诗有云：“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Ⅲ。揭露了赈济缺乏下灾民的生灵涂炭。自居易也以诗讽喻道：“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买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３５ｊ记述了灾害发生后，地方长官在明知灾情的情况下，不但不申报灾情减免征税，反而急敛暴征以求考课上等，严厉征收两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底层的广大纳税民户必然深遭戕害。乾符元年（８７４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就当时全国情形上书日：“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铠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赢，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间，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史称“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３６。。各种灾害面前，各级地方州府不仅不予救灾赈济，反以“上供”为口实，催逼两税，导致“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３７Ｉ，最终发展为波澜壮阔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四钱重物轻形势下实际税负的成倍加重两税法施行后不久，出现了钱币不断升值、物价持续下跌的通货紧缩形势，时称“钱重物轻”，或称“钱重货轻”，如《唐会要》载云“建中初定（两）税时，货重钱轻，是后万方数据５２唐史论丛货轻钱重”嘲Ｊ，《资治通鉴》亦载“自定两税以来，钱Ｅｌ重，物日轻”【３９｜。两税法以官铸铜币（钱币）数确定税额，但在实际征收时则大多以绢帛等实物折算交纳，即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蚰Ｊ。在钱重物轻形势不断加剧之下，即使两税钱币数额固定不变，纳税户以绢帛等实物折算交税时，其实际负担必然会不断加重甚至数倍地加重，必然会加重纳税户的困苦艰难，《新唐书?食货志》载云：“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文），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文），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ＭｌＪ通货紧缩形势的不断加剧，两税纳税户实际负担的成倍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两税法的征税方式造成的。史实上正是如此，两税法的推行不断增加了纳税户的实际税负，也不断加剧了民生苦难。德宗贞元四年（７８８年），陆贽说当时两税交纳情形有云：“往者纳绢一疋（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疋，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１４２１而此时距实施两税法仅仅八年。宪宗元和四年（８０９年），进士策问的题目有云：“初定两税时，钱直（值）卑而粟帛贵。粟一斗价盈百，帛一匹价盈二千，税户之岁供千百者，不过粟五十石，帛二十有余匹而充矣。……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其输钱数如故，钱直（值）日高，粟帛日卑，粟一斗价不出二十，帛一匹价不出八百，税户之岁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后可，为钱数不加，而其税以一为四。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Ｈ副可见实施两税法３０年后，在钱重物轻形势下，纳税户的实际负担加重了四倍。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中也说：“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Ⅲｏ又可见实施两税法４０年后，纳税户实际负担几乎增加为原来的五倍。白居易则以诗揭露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驯更有甚者，在以绢帛等实物折算两税钱额的过程中，贪官污吏们还利用“实估”与“虚估”ｍ１之间的价格差，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攫取不义之财。贞元十二年（７９６年），河南尹齐抗批评两税法有云：“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４刊宪宗朝前期，两税征收出现了“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万方数据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５３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删的普遍情形。虽然元和四年（８０９年），宰相裴塘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一时之成效，但不法藩镇“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４９１的弊端并未长期得到解决，广大纳税户深受其害，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五各类加征及苛敛杂税对两税法造成了破坏瓦解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时，明确规定取消其他一切苛敛杂税，即所谓“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㈣ｏ；“其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川；“此外敛者，以枉法论”［５２１；“比来新旧征科色目，～切停罢，两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论””３｜。但是，这一反复强调的规定羌Ｉ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执行。历史的事实是，两税法施行后不久，各类加征和苛敛杂税就开始不断出现，对两税法本身造成了破坏瓦解，也使杨炎“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懈１的制度目标化为乌有。建中二年（７８１年）五月，削藩战争打响，朝廷开支庞大，“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５５｜，将商税税率由原来的１／３０一下子提高到了１／１０，大幅增加了商人的两税税负。一年后，“（建中）三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５６。，在全国全面提高了两税钱钱额。到建中四年（７８３年）六月，削藩战争势成骑虎，德宗又批准推行了税屋间架法和算除陌钱之法——“问架法：凡屋两架为一问，屋有贵贱，约价三等，上价间出钱二千，中价一千，下价五百。所由吏秉算执筹，人人之庐舍而计其数。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其苦。凡没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验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人，曾不得半，而怨荫之声，嚣然满于天下。”∞川简直将两税法置之不理。德宗虽然于兴元二年（７８５年）正月赦令废止了税间架法和除陌法，但造成了很大危害。德宗贞元八年（７９２年）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引，又在剑南西川地区提高了２０％的税率，再一次增加了两税税负。由上观之，两税法施行后不久，唐德宗已自毁制度，亲手撕毁了两税法法则。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贞元九年（７９３年）十一月，在大赦天下的赦文中，德宗仍然下令：“诸司使及诸州府，除两税外，别有科配，悉宜禁绝。”旧１如此命令，只是说说而已。此后的情况并未好转，两税之外的加征和苛税不断出现，“月进”、“日进”等所谓万方数据５４唐史论丛“羡余”征收成为新的名目。德宗贞元至宪宗元和之际，自居易根据自己的见闻作诗《秦中吟十首》，其中《重赋》诗有云：“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人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旧１会昌元年（８４１年），武宗颁制有云：“内外诸州府百姓，所种田苗，率税斛斗，素有定额。如闻近年长吏不守法制，分外征求，致使力农之夫，转加困弊。亦有每年差官巡检，劳扰颇深。”¨¨可见当时“分外征求”两税斛斗的普遍和严重程度。到宣宗朝，广征“加耗”、“遽除”等杂敛又呈泛滥之势。大中四年（８５０年），宣宗颁诏称：“天下仓场所纳斛斗，如闻广索耗物，别置一仓斛斗。又随斗纳耗物，率以为常，致疲人转困，职此之由。”［６２３大中六年（８５２年）十一月，宣宗颁敕又云：“应畿内诸县百姓、军户，合送纳诸仓及诸使两税，送纳斛斗。旧例，每斗函头、耗物、遽除，皆有数限。访闻近日诸仓所由，分外邀额利，索耗物，致使京畿诸县，转更凋弊，农桑无利，职此之由。”∞副两税法推行之后的各类加征和苛敛杂税，还有“脚钱”“纽贯”“科配”等等名目。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有云：“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军，有纳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十、五十文。已是数年，至今不矜放，黎田亡冤抑。”Ⅲｏ所云“每贯纽四十、五十文”，即指“纽贯”。这一类加征杂敛也是对两税法的破坏，对两税法颁行时所做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的制度规定来说，无疑是出尔反尔。李锦绣先生指出，豫税法的各种附加税的征收，使“两税成为叠床架屋、含多种税收的复杂税制，与建中初定两税时的单一赋税原则完全背道而驰了”∞５｜。需要强调的是，各类加征和苛敛杂税都是政府的超经济强制行为，是唐王朝统治者对于两税法的自毁和破坏，在实际上不断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动荡。李剑农先生深刻地指出：“两税法及各种杂征课之产生发展，但以整理财政收入为目的，非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对于旧日促使经济衰落之因素，非但不能消泯，且因顾虑收入短绌之故，采用苟简应付政策，致令社会经济崩溃之因素益增”；“贫者负担奇重，不能维持生存，因而流亡者聚为盗贼，遂至于政权解体”惭１。唐王朝最后走向坍塌覆亡，实乃理之当然、势之必然。万方数据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注释：５５［１］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三章《赋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３—３８８页。［２］［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正月条，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７２７５页。［３］黄永年：《唐两税法杂考》，载《历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张泽成：《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４］［宋］王溥等：《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８１８－－１８１９页。［５］［宋］王溥等：《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８１９页。所派遣黜陟使的人数为十一人，《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二月条载“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第７２７７页。［６］［后晋］刘昀等：《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２０９３页。［７］［宋］王溥等：《唐会要》卷七八《黜陟使》亦载其定税方式云：“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计资产作两税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７９－－１６８０页。［８］［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六五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７４９页。陆贽上奏的时间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十年五月条，第７５５５页。［９］［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六五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７４９－－４７５０页。［１０］［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德宗》，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７１１－７１２页。［１１］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载《陕西师大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３期；《唐两税法杂考》，载《历史研Ｅ）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１２］［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九德宗《贞元元年南郊大赦天下制》，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３８７页。［１３］［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六五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７４９页。［１４］［后晋］刘晌等：《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４３８页。［１５］［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七六武宗《检校逃户制》，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９９页。［１６］［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七二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４０４页。［１７］［后晋］刘昀等：《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４２１页。［１８］［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六五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一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７４９页。［１９］［宋］王溥等：《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８１８页。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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