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概念形成与实践(9)

过去，中国学者基于总结历史教训的目的，总喜欢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比。的确，就运动的背景和启动的时间而言，两者实有共同之处。但如果就运动的目标、指导理念和变革内涵的广度、深度来看，真正可与日本明治维新、特别是其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的情形相比的，其实是戊戌维新和此后的清末新政。因为归根结底，它们和明治维新一样都明确地基于一种现代“文明”理念的整体启导，尽管其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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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仍有不同。

四、走向摩登与渐趋“精神”的“文明”之名义

在中国人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义和团运动留下的历史印记是极其深刻而复杂的。一方面，它空前凸显了所谓现代“文明国”侵略弱小民族的极端野蛮性，昭示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之现实危机和自身不甘屈辱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集中暴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愚昧的一面。这两方面合力的结果，终于促使朝野人士不得不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较为彻底地走向了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全面认同。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严复、容闳等在上海成立“中国议会”，其“联合之意”的第5条即为“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57) 可见民间的努力方向。1901年以后，清政府标榜所谓的“新政”，也实不过是在追求现代“文明”价值的名义下，所进行的一场内政、外交、经济和教育改革的全面自救运动罢了。这是朝廷的改革进路。以新政中最显实绩的教育变革为例，“文明”的旗帜就被主持者自觉地加以挥舞： 近东西洋各国，其文明愈著者，其学校必愈多。(58)

诚以处物竞之时代，求战胜于人群，非有所约束之督迫之，无以日即于文明。(59)

现代“文明”一词的官方化使用与部分价值认同，也正是在新政时期才得以正式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张之洞的个人使用颇有值得关注之处。这不仅由于他在清末主盟文坛学界和主持新政的重要官方地位，而且也因为他一向以老成持重著称，对新名词新概念的使用较为敏感和审慎。据笔者所知，至少从1902年开始，张之洞已经认同和使用了“文明”一词。如在那篇深刻影响了清末学制变革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里，他就写道：“西人觇国者，每视小学官费年限之久暂与全国入学分数之多少以为文明程途之比较，不汲汲问大学堂之成才若干也。”(60)

有趣的是，这位以效法西方“文明”为特征的清末新政之理论上的重要代言人，此时似乎还并不喜欢来自日本的“文明程度”一语，他因此特别将其改为“文明程途”四字。意思是在“文明”的路途中到底走到哪一步了。真不愧是“探花”出身，对传统“文明”一词非形容词使用却又能让它传达出一种类似形容词功能内涵之体贴工夫，实在是到了家。但问题在于，这“文明”二字一旦和“程途”连在一起使用，并出现在全新的“文明”观念语境中的时候，虽不如“文明程度”的现代意义显豁，却依然能传达出“文明”是不断发展进化的那种时代新含义。这种连用法在传统用语里，当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张之洞的这一“调整”，确实很能体现有些新名词新概念在早期使用时的一种过渡形态。(61)

1903年至1905年，著名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在《绣像小说》杂志上连载《文明小史》这一小说(1906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对早期新政时代中国官场和社会上开始流行的各种“文明”行为与表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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