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概念形成与实践(4)

基于此，笔者以为，现代“文明”概念的核心词汇符号可能大体产生于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明六杂志》已经较早使用它，福泽谕吉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之概略》一书，对这一概念的确立和传播贡献最大。而在中国，黄遵宪于1879年出版的《日本杂事诗?新闻纸》中“文明”一词的使用，或可差强人意地视为现代“文明”概念完整出现的较早标志。黄曰“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今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注曰：“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18) 而在其完成于1887年而于1895年出版的名著《日本国志》中，黄又引入了此现代“文明”概念，不过书中所用乃是“文化”一词：“(有)曰日本法律仍禁耶稣教，背宗教自由之义，实为文化半开之国。”(19)“文明”与“文化”二词，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往往混用，意义上并无明显差别。

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作为个别性的使用，带有现代含义的“文化”汉语字词的出现大约是在甲午以后的戊戌时期，是那时候才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其实情况未必尽然。据笔者最新考证，中国人颜永京和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就曾分别于1882年和1883年时有过不容忽视的创造性使用。

颜永京(1838?1898)，上海人，1861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甘比尔镇建阳学院后回国传教，致力于传播西学，是晚清中国人中独立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开创者。他曾于1882年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教育论》第一部分译成《肄业要览》一书出版，书中就三处七次使用过“文化”一词：

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近来文化日兴，男子之衣服一项则稍减其从前之浮习而留心于实用。

吾国自诩为有学问之邦，竟未能着重吾国之文化与国之昌炽，虽借格致学而来，惜今塾中格致学但得其片解耳。

稗乘、音歌、雕画等雅艺，乃国已有文化已有昌炽而加花以润饰(文化昌炽，即国中士农工商兴旺之气象也)。文化在先而润饰在后，是以讲究文化昌炽之学，必先于雅艺之学。今大小书塾竟颠倒其应学应知之次序，重花而不重树，加意于雅艺而不加意于文化，吾所以出此言者，盖论保护身体之学，则空无所有，论谋生之恒业，惟教其大略而已。(20)

在英文《教育论》里，斯宾塞本使用了“审美文化”(aesthetic culture)、“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等概念，但颜永京对“culture”的理解和处理似不如“civilization”，而将“审美文化”译为“雅艺”。或许意识到以“文化”一词来对译包括了物质繁荣等内容在内的“文明”内涵，与传统中国人的惯常理解有明显差别的缘故，颜永京在相关译文之后，特以括弧方式加注曰：“文化昌炽，即国中士农工商兴旺之气象也”，此处“昌炽”一词的使用可谓苦心孤诣，它与“文化”连用，构成“文化昌炽”，确实能传达出一种社会整体发展的“文明发达”之含义，为以后“文化”一词开辟出包括物质发展层面内涵的广义文化概念，走出了先路。毫无疑问，颜永京是真正理解了西方现代“文明”概念内涵，而又自觉探索和创造出对应词的可贵先驱。

1883年，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在《西学考略》一书中，也在现代意义上多次使用了“文化”一词。1882年，丁韪良利用回美国休假的机会对美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情况进行了调研，同时记下途经七国的有关见闻，写成了《西学考略》一书，1883年在中国出版，由总理衙门印行。该书是甲午以前介绍西方教育和新学的重要著作。书中内容对于当时中国士大夫来说相当新鲜，如他对发明电灯的大发明家爱迪生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关爱迪生的消息在中国的首次传播。同时，他还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学说。在该书里，也有三处使用了“文化”一词，特引录如下： 文化三原，以埃及为本。按，西国文化虽以罗马、希腊、犹太为三大原(以罗马为治道之原，希腊为文教之原，犹太为敬天修福之原)，而原之所出，要皆推崇埃及为始，是以埃及古迹各国争取之。

希腊文化?于周初，有瞽者贺梅尔擅绝世之才，歌咏诸邦战迹，庶民心感多默识之。迨东周时，士人仿其体裁为诗，亦有因之别为戏文者。故泰西戏文自希腊始……至周末时，性理之学大兴，分门别户，列为百家，交相论说，渐入虚无。

美国学校男师有九万七千余，女师有十四万(女师西国皆多)，无论男女十岁以下者，率从女师受教。故女子多有舌耕而广宣文化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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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第一段文字里的“文化”一词乃是物质成就和精神成果总和含义的名词概念，它包括了“治道”即政治经济、“文教”即狭义的文化学术、“敬天修福”即宗教等多方面内容，与“文明”的名词概念重合；第二段文字里，“文化”一词主要是在狭义的范围上使用，指称文艺和学术；第三段文字里，“文化”一词甚至颇有点类似今人所说的“文化知识”，并强调西方女教师多、对文化发展和传播有大贡献之义。就整体来看，它们显然都是带有现代意义的使用。丁韪良对“文化”一词的名词使用在当时就能如此“现代化”，不免让今人多少感到有些吃惊。他在出版此书之前，与日本汉学家和洋学家中村正直等有较多文书交往，且此次考察又经过日本，或许受到过日本相关用法的某些影响，也未可知。

甲午以前，中文里现代“文明”或广义“文化”概念的明确使用虽然少见，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的清朝就没有真切了解和彻底懂得这一概念的中国人。除了前面提到的颜永京等人之外，陈季同、辜鸿铭等人在西文作品中的有关使用也值得注意。19世纪80?90年代，陈、辜二人都曾以优美的法文、英文著书作文，面对西文世界，熟练使用新式的“文明”概念维护祖国的荣誉，为民族文化“争面子”。如辜氏在1883年、1891年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中国学》、《为吾国吾民争辩??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等文中，就使用了相近意义的civilization和culture的概念。(22) 而陈季同于1884年在巴黎以法文出版、后译为英文、广为畅销的《中国人自画像》一书里，不仅相当熟练、频繁地使用现代“civilisation”概念，且常以反讽的笔调机智地调侃西方现代文明，特别是喜欢针砭其“尚武”之方面，进行东西文明的有趣比较。陈氏的有关论说可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能够见到的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文明”认知的最高水平。(23) 似辜、陈之举，实际上已构成晚清中西文明观念互动史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24)

现代“文明”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发展，与晚清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夷夏”观念，与现代“野蛮和文明”观念有相似之处，但内涵却不尽相同。除了前者将后者所包括的抽象含义直接具体化和对象化之外(25)，还表现为后者蕴涵着不断发展、进步的理念，同时两者据以判定自身的内在价值标准也存在差别有如前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野蛮?文明”对立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恰恰是一个与“夷?夏”观念逐渐消失相对应的过程。冯桂芬著名的“四不如夷”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论断，其实已宣告“夷?夏”观念内部的价值矛盾，但其真正被“文明?野蛮”的现代观念所取代，却是在甲午战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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