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概念形成与实践(2)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文明”和“文化”两词，基本上不用于个人行为修养和知识水准判断，而主要用于说明社会和族群达到的发展水平。特别是“文明”一词，它具有与茹毛饮血、“榛?之俗”、蛮野、洪荒、草昧、夷狄、戎番等相对的意义。而作为“文明”、“文化”含义基础的“文”字，其使用却远较两者要灵活，内容也更为丰富。“文”在古汉语中本指物之各色交错的纹理，《说文解字》曰：“文，错划也，象交文”，故中文里又有所谓“天文”、“地文”、“水文”、“人文”之说。前三者表达自然现象中内在的脉络和条理纹理，“人文”则表述人类应然、合理的人伦秩序。“文”的含义，后又引申和具体化为文字符号、文章、典籍文书、礼仪制度等多方面的含义，并与“武”相对，而且这一演变没有经过太漫长的时间。从《史记?谥法解》中对“文”字的解释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与社会发展和治理要求相关的古今一以贯之的标准化内涵。《谥法解》曰：“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历代王朝追谥大臣，凡谥“文”者，在标准掌握上大体都以此为依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文”，实包括道德修养程度、学问知识水平，对儒家的礼乐制度的理解和教化实施情况，是否“爱民”并给人民带来“实惠”，乃至具有高明统治百姓的“经天纬地”之能??一种“文化”即文治教化而非“武化”之能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文”字灵活、丰富的内涵，对于“文化”、“文明”在晚清以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及其运用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显然，这种传统的概念内涵与现代西方的“文明”或广义“文化”概念的那一基层含义??“人类社会特有的且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某种相通之处。严复在《天演论》译著中，曾专门从进化论角度论及此问题。从译文上看，译者将“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并与“文字”发明联系起来，行文中全然泯灭中西新旧界限，其试图寻找中西相通之处的用意是明显的，严文曰：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是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害而鲜食艰食，此所谓无化之民也。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以言其条理，明者所以别于草昧。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也。然而化者有久暂之分，而治亦有偏赅之异……故有文字至今，皆为嬗蜕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所以先觉之俦，妙契同符，不期而合。所谓东海一圣人，此心此理同，西海一圣人，此心此理同也。是故天演之学，虽发于生民之初，而大盛于今世，此二千五百载中，泰东西前识大心之所得，灼然不可诬也。⑦

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上述文中“文明”和“有化”显然是英语“civilization”或“culture”、“civilized”的对译无疑，而“草昧”和“无化”则是与“文明”相对的野蛮之义。“文字兴”与“文明”的关系，既是中国传统的成说，也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现代“文明”观念中普遍的见解，且更重要的是，译文对“文明”、“有化”等词汇的使用，均出自于现代“进化论”的典型语境中。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明”与“文化”概念在与“野蛮”相对的那种“发展进步了的”状态含义的层面上，与现代“文化”与“文明”观念是最易相通的。⑧ 且此涵义的形成，可能较civilization一词的这一现代意义的衍出还要早得多。据研究，在英语中，现代意义的civilization一词被收入辞书，始于1775年约翰?阿施所编的《英语新大辞典》，解释为the state of being civilized。此前，英国流行的civility一词的意义只限于“礼仪”、“礼貌”和“行为规矩”等范围。法语中的civilization一词的这一现代意义也出现较晚。此前流行的civilite和civiliser两词，与英语中的civility一词含义略同。⑨

不过，因中国古代“文明”、“文化”概念在很大程度尚停留在与进化发展观本质区别的那种绝对“文明”意义的境界，在根本上仍缺乏古往今来物质成就和精神积累总和意义上的名词概念内涵，故而容易导致那种以为中国古代“文明”、“文化”概念完全不具备与“野蛮”相对待的“进步状态”之含义的笼统说法和误解。其实，在绝对的“文明”与“文化”实现前，中国“文明”与“文化”亦经历过一个进步发展过程，且包涵物质发展的内容(这也是“文明”和“野蛮”在社会意义上得以对立的逻辑前提)，只是随着绝对“文明”和“文化”在中国的实现，此一过程才随之失去了“发展”或“进化”的意义，以后的历史遂进入了循环变动、甚至“今不如古”的时期，此正是中国士人理想的“黄金时代”一直停留在“三代”的原因。因此，概观中国古老的“文明”概念，一方面它具有与“野蛮”相对的已经进步发展过的含义，同时又缺乏现代“文明”或广义“文化”观念中那种自身始终不断积累、进步，后阶段胜过前阶段，前者比后者“野蛮”、后者比前者“文明”的那种相对的形容词比较级含义，此乃是问题的症结。方维规曾指出薛福成和郑观应等晚清知识分子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于传统意义上使用“文明”概念时，“常常有意无意地视文明为历史的一个片段(即便是很长的一个片段)”，而不是将其应用于历史的全过程⑩，大约与笔者的此种意思相近或相通。

正因为如此，当晚清中国人认知“文明”和“文化”现代概念的时候，与“野蛮”相对的那种含义易于得到认同，而与进化观念相关的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之总和的社会发展含义，却相对难以接受，此正是中国士人极难承认自己在总体上不如西方“文明”、不如其“文化”程度高的原因。在这方面，戊戌时代的严复堪称极好的例证。严在甲午后热情鼓吹“西学”价值，甚至强调看不到西学和西方制度优长之处的人“是无目者也”，但同时他却又强调，“治教初开”、“武健侠烈”的“草昧之民”打败“变质尚文、化深俗易”之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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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过的事实，甚至也未尝不是人类的“国种盛衰强弱”通例，因此，在表示对外来“隐忧之大”的心情的同时，他又矛盾地认为：“至于今日，若仅以文教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11) 可见，在传统与现代“文明”、“文化”概念和观念之间，或许其内在构成的各因素之具体内涵与赖以依存的内在价值标准存在着不同，才是更为重要的区别。因为作为状写人类社会生活的宏大概念，“文明”或“文化”概念本身就涵带着强烈的价值导向和判断。传统中国的“文化”概念在其成熟之后，重视的只是道德教养及相关的学问知识，那些物质经济、军武发展方面的内容则往往受到极端轻视，甚至经常不被视为“文明”和“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儒家所谓“慈惠爱民”也通常仅停留在保证老百姓衣食无忧的行政境界，并不追求物质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和“民主”)，这显然成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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