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概念形成与实践(5)

三、甲午战后现代“文明”概念的社会化实践及其与戊戌思潮之关系

甲午战后，现代概念意义的“文明”一词(包括广义“文化”一词)已频繁出现于报刊、上呈皇帝御览的变法专论、奏折及各种著作之中，甚至出现在宋恕的《致夏惠卿(曾佑)书》这样的私人通信里。维新思想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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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章太炎等，洋务派趋新人物盛宣怀，在华传教士林乐知、李佳白，乃至极端讨厌新名词的保守人士叶德辉等，均在新的语境中加以新式使用。可以说，当时一般有知识而又关心时局的士大夫，对于现代“文明”一词的大体含义，已经不算陌生。

不仅如此，从当时的许多具体使用来看，一些先进的知识人对于现代“文明”概念中那种不断进化、呈现“等级阶段”的内涵，对于“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整体发达之社会涵义等，也都基本了解并表认同，对于以西方和日本社会发展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价值和先进的“文明”生活，也开始表示出明确的向往。换言之，在戊戌时期，现代“文明”的概念及其传播实践，已开始较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逐渐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部分价值观念，并已初步显示出必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前景和力量。当是时，人们已开始逐渐习惯于用“文明”的概念来认识问题、判断得失，提出和论证变法维新的主张和举措。凡此，就是笔者所谓现代“文明”概念及其在实际运用中所涵带的一套具有时代特征的相关价值??现代“文明”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国部分先进分子思想中已经初步形成的含义。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中所涉及的现代“文明”概念与现代“文明”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作点说明。现代“文明”概念如前所述，指的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一种不断进化着的社会综合状态，一种相对而言的当下较高发展水平。而现代“文明”观念则指现代“文明”概念在当时的实际运行即社会化实践过程中所直接携带的那些现代性主导性价值观念。具体到戊戌时期来说，则大体包括崇尚进化论、合群观、物质军事强盛、科学发达、教育平等、议会民主制度、讲求功效等等方面，乃至对新闻出版等领域的各种现代化设施本身的先进性意识。当然，就“文明”概念的单个使用者而言，他们未必对上述现代性价值全都认可，甚至于还出现了完全反其道而行的运用(如叶德辉)，但从当时使用现代“文明”概念的主体来看，却主要是那些引领时代潮流的戊戌维新思想家，因而其主导作用倾向，也无疑是对前述现代“文明”观念的基本认同。 下面，我们就将现代“文明”概念的引入与“文明”观念的传播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一)《文学兴国策》和《时务报》中“文明”一词大量出现的中西日文化互动之象征意义

目前，学界有关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引入的前沿研究，基本仍是从《时务报》开始讲起，实则在《时务报》创刊之前出版和广泛传播的《文学兴国策》一书，就已经较多地传播了现代“文明”概念。该书原名为Education in Japan(《日本的教育》)，1896年5月以广学会的名义印行、图书集成局铸铅代印出版，署名为森有礼(日本人)编、林乐知(美国在华传教士)译、任廷旭(中国进士)笔述。同年，它又与风行一时的名著《中东战记本末》合订为一册流传。在该书中，“文明”一词的使用，涉及“文明”内在的进化发展、速度快慢，以及其所包括的政治、经济、法律、教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概念之含义，基本上传达了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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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主要内涵。由于学界还没有人强调这一事实，故不妨在此略引几例：

1、甚有政治教化远不逮贵国之文明者，一经基督教道之感化，而其成效之速，诸事之兴，靡不可计日以待；

2、苟知文明之人胜于鄙野之人，即可知文明之国胜于鄙野之国矣；

3、夫欲兴一国之商务，须先造就一国之商人，凡国多文明之商人，则其商务之广可必矣……凡一国之律法，有行之者焉，有立之者焉。行之者谁？官司是也。立之者谁？议员是也。是二人者，皆当使文明之人充其选……西国振兴之故，全在于基督之教道……我先祖当年，所赖以化鄙野为文明者，独以此道。(26) 参照对读此书的英文本，不难发现，《文学兴国策》实际上乃是美国人向其东方小兄弟日本热情灌输其现代“文明”理念的一部教科书，其中不乏对“文明”的各种论断，如大谈“教育对于文明的必要性”，“文明的意含就是对自然的改进”；“文明与不文明之间的分界就在于，文明意味着人化或人的修养(man-culture)、人的精神和道德上的积极向上和提高；不文明则意味着接近于自然状态”；“文明的趋向，必定是建设心灵”；“在数量上，半开化民族总是比文明民族要多”，等等。(27) 而在中文译本中，civilization和civilized除了被译成“文明”，更多的时候则被译作“开化”、“教化”和“有教化”等等。

此外，在《时务报》之前，著名维新思想家宋恕、卢憨章对“文明”一词也有过现代意义的使用。如在宋恕标明1895年2月定稿的《六字课斋津谈》一书和同年5月的《致夏惠卿书》中，就能屡次见到现代意义的“文明”一词。(28) 他们的使用，虽可能也直接间接地受到了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但却提醒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尚可将视野进一步前移至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特别是其结束之初。

可以肯定，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现代“文明”概念在先进知识精英中的较多运用，与日本相关概念的大量输入，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关联。《时务报》“东方报译”专栏中对日本“文明”概念的大量输入，即是明证。鉴于方维规和其他学者已经初步揭示过这一史实，故本文在此不拟多谈，只想以载于1896年9月《时务报》该专栏的译文《太平洋电线论》一文为例，略作说明。在该文中，“文明”一词至少出现了六次，如“文明大启，四海一家”；“欧美文明之地”；“中日交战，遂使日本之文明，表显于全球之上，至是天下始知日本之进步”；“美国西岸，未进文明之域”；“抑北美文明，所以超乎大西洋东岸”等等。(29) 由此可以窥斑见豹。 《时务报》的“东文报译”栏，是专门聘请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主持的。其所译大量文字，也都出自古城一人手笔。它是戊戌时期日本新名词传入中国最重要的渠道。日本人自己亲自“输入”，这是早期日本新名词新概念在华传播的一个重要现象。通过《时务报》这样的流行刊物造成传播的现实，从而为梁启超后来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其他人创办的《译书汇编》等刊物对日本新名词的深入传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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