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概念形成与实践(8)

此外，现代“文明”概念的社会化实践还促进了各项维新改革，此在戊戌时期的湖南表现得最为突出。湖南是戊戌时期维新活动开展得最有声色的地区，在当时的中国“号为文明”，而思想先进的湘籍维新人士正是明确以“文明”的目标来推进各项改革的。1898年5月11日，《湘报》上载《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一文，对湖南落后愚昧的社会风气提出痛心疾首的批评，呼吁加大改进的力度，典型地体现了维新人士对于“文明”内涵的整体理解与强烈追求“文明”的思想力量。该文认为，尽管湖南当时已经开办了新式报馆、学堂，架起了电线，通了轮船，铁路和保卫局也在筹办中，各种专门学会也纷纷建立等，但湖南仍算不上“文明”：“风气之开，或者此为起点，文明之化，其实尚未权舆。”(52) 这显然是从正面弘扬现代“文明”价值。 可以说，将中国的变革放在“文明”发展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大视野中去考虑，乃是戊戌维新思想家在戊戌变法全面启动之前就已基本形成了的重大思路。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现代“文明”概念及其在实践(运用)中将那些即时附丽的相关现代性观念??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男女平等、物质进步、崇尚“学战”、军事发展等作为潜在的理念基础，决定了他们所致力的戊戌维新运动既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变法运动，也不是一场单纯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是一场真正全方位的现代性整体变革??一种寻求“文明化”的运动，并因此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转型整体萌发的真正起点和现代化事业整体启动的自觉开端。因为，现代“文明”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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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首次提供了一个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整体综合的社会价值目标和观念基础，能将现实努力的整体价值目标和进化论的理论逻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现代“文明”观念在变革功能上涵括“进化论”而又超越单纯“进化论”理念的地方所在。就此而言，现代“文明”概念，与今人所谓“现代(性)”概念(modernity)在内涵上实很有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清末民初时历史地涵带现代性整体把握功能的另一宏大概念形态。有趣的是，在词性上，现代汉语中的“现代”和“文明”两词，亦都可既作名词、也作形容词，这就为它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思想整合能量。

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虽然开展了30余年，办军事企业、民用企业、办同文馆等洋务学堂，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但却一直并未解决深层的价值观之转换整体根据的问题，他们之所以要做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具体应付外来压力而已，“洋务”二字真是太能反映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所做一切的性质了。在他们那里，“强”和“富”除了抵御列强侵略并不具有自身的价值和更高的意义。在论证采西学制洋器的方式上，他们也往往只是诉诸“西学中源”、“礼失而求诸野”、儒教本讲究“先富而后教”之类“道理”。左宗棠那著名的“跨骏与骑驴”论(“譬如彼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实在极能代表洋务派的思想特色，那完全是从当下的某一具体“利害”角度着眼，何曾见整体贯通的现代性综合把握之思想价值！

因此，洋务派人士(包括“早期维新派”)虽然也讲“自强”、“求富”，但“自强”真正成为时代的强音，成为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词汇，“求富”真正获得社会意义上的价值合法性，却是甲午以后的戊戌时期。1895年2月，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明确指出：“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53) 在他这里，“富强”意义的凸显，已与其他现代性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已与整体性变革的思路联系在一起，已与进化论和现代“文明”概念相依存。如果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巨大耻辱感，显示了“强”无法漠视的现实意义，那么“强学会”、“强学报”的呐喊，严复传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天演论》和《原强》诸篇专论，张之洞“自强军”的创建，才真正有力地宣布和揭示了“强”的自身价值??一种体现“文明”的价值：“强”是“文明”的结果和体现，“文明”是“强”的原因和根据。于是《论语》中一味尚“北方之强”鄙“南方之强”的观念才真正松动。于是什么叫“强”、为什么要“强”、怎样才能“强”，才真正成为了晚清思想史的主题，具有了名副其实的“现代思想史意义”。

1895年11月，康有为在《强学会后序》中明确宣称：“夫强二：有力强，有智强。”(54) 传统崇尚的“文”与“德”的力量，这时终于被毫不含糊地排除在“强”的内涵之外。如果说在传统中，尚“智”还能为“文化”价值观所容忍，那么尚“力”、重“物质”，则实难信服中国士大夫。这种与传统“文化”概念中“轻武鄙力”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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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然离异，一开始虽得力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但不久实因为获得了新的“文明”或广义“文化”概念作为理念基础，才变得更加坚实：它表明，“强”和“富”之所以有价值，“合群”和“尚学”之所以有力量，并非仅因为恃之便能打败对手，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综合进步的结果和体现。这种建立在相对理性之上的价值落实，才是更加可靠的。也就是说，现代“文明”概念的获得，使人们在甲午战败后激烈的情绪冲动形成的感性认识，找到了一种理性价值的整体性依托，从而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从价值观念、学术教育和制度变革相结合的综合角度来考虑变革问题，最终形成为戊戌变法中的综合行动。这也是此后清末其他一切变革的理论基础。

1897年上半年，风行一时的《时务报》“英文报译”栏曾发表一篇题为《论军事与文化有相维之益》的专论，在这两者之间的勾连上，颇具象征性。该文是近代中国各类报刊中最早在标题上出现“文化”一词的文章，又专谈“文化”，更涉及到“文化”一词的具体用法和新旧“文化”概念价值内涵的转换问题。全文出现“文化”一词13次，基本是在广义的“文化”即“文明”的意义上使用的(这种广义的“文化”一词在戊戌时期的报刊上使用已经不少)。全篇主要想说明的乃是“尚武”精神和文明发展的密切关联。(55) 它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中法战争期间陈季同有关“尚武”与“文明”关系的传统观念截然异趣，而与稍后的20世纪初年中国兴起的“军国民教育”思潮则一脉相承。

1898年上半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位曾下令全省官员通阅《时务报》的爱国官员，向朝廷上了一份《酌拟变通武科新章折》，在现代“文明”观的意义上，对“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传统谚语提出明确批判，郑重提出了“尚武”价值观的转变问题。他感慨道：“中国乃有 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之谚，稍有身家，咸所鄙弃，贵贱之分，强弱之源也”，呼吁改变中国社会“贵士贱兵”、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念，提高将官和兵士的爵禄，使“后世族文儒皆肯入伍”。同时还主张从制度上变通科举中的“武举”(后来在“新政”中他又干脆奏请废除)，以加强“武学”教育即现代军事教育，提高将士的文化素质，使中国“无不读书、不明算、不能绘图之将弁，亦无不识字之兵丁”。(56) 实际上，他所希望表达的，也就是要建立所谓“文明”军队和军人，以及“军训”或“尚武”文明而已。不过，能够像他这样来把握这两者间的关系，显然已经得益于现代“文明”观念的初步洗礼，而不是那些只熟悉传统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之类人所能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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