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概念形成与实践(7)

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的引入，使“广开学会”被视为“文明之国”开发智识的良途(38)；大办报纸、普建图书馆也被视为推进文化进步的手段，甚至报纸销量的大小，也开始被视为“文明”与否的标志。谭嗣同就曾致信唐才常说：“金陵销《时务报》仅及二百份，盖风气之通塞、文化之启闭，其差数亦如此也。”(39) 卢憨章则在《万国公报》上撰文揭示欧美富强文明与图书馆??“公书库”的关系，强调：“公书库则富贵贫贱、男女老少，无不培植，故人才之得失，关乎书库之多少，关乎国家之盛衰。欧美文明之国，人才众多，邦国富强，属地广大，莫不由是而至也。”(40) 戊戌时期及以后报刊和学会等在中国的较大发展，与此种价值观的奠定有着密切关联。

铁路，此时也被认为是必须兴建的“文明”利器。1898年9月5日，康有为在《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中便强调：“凡铁路所到之地，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41) 在更早些时候上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即认为“铁道为文明之利器”(42)。而与此相对，反对修铁路则被视为守旧和不“文明”，谭嗣同就不无兴奋地宣称：“今日之世界，铁路之世界也……湖南自数年以来，文明日启，脑筋日灵，言新则群喜，语旧则众唾。”(43) 虽实际情形未必全然如此，但“文明”的概念及其与之相伴的新式价值观的兴起，却是不争的事实。

与铁路类似，现代城市的市政建设、警察的设立，也被视为“文明”国的“根本”所在而加以鼓吹。如唐才常在《湘报》上就著文指出：“西人之觇国势者，入其疆，土地辟，市政修，万民和乐，令行禁止，即为有文化之国，而根本实源警部。”(44) 唐还大力提倡研究、发展自然科学，特别是算学，认为这也是“文明”的需要，呼吁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努力推究，并与希腊、罗马以来西方逐渐积累而成的科学成果“沟而通之，以供吾今日文明之取用”。(45)

与此同时，反对早婚和多育，提倡“强种”，同样被先觉者纳入了“文明”观的视野。1898年6月，严复撰文就此视角对中国人口众多、素质不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强调“其故实由于文化未开，则民之嗜欲必重而虑患必轻。嗜欲重，故汲汲于婚嫁，虑患轻，故不知预筹其家室之费而备之”。结果造成子女众多，“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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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流传，代复一代”。他由此提出学习欧人“择种留良”之说，以“制限婚姻”的办法。(46) 表现出卓识和远见。 最有意思而又很能代表现代“文明”价值观影响的，还在于湖南1898年3月“延年会”的兴办。它是由熊希龄等根据“文明人”的生活方式而创办的。其宗旨就是要节约时间，讲求效率，以达到相对延年益寿的目的。而这正是现代性文明的精髓所在。谭嗣同在为该会所写的《延年会叙》中这样写道：“是故地球公理，其文明愈进者，其所事必欲简捷。简捷云者，非以便人之苟焉为窳惰也。文明愈进，其事必愈繁，不简不捷，则生人之年，将不暇及。”并强调这正是西方强大发达的原因：“尝谓西人之治之盛几一轶三代而上之，非有他术，特能延年，而年足以给其所为耳。反是而观，吾之为延为耗何如哉。”

延年会规定，入会者必须严格规定做事时间表，有事拜交，需先“函约”钟点，无事不闲聊，无故不请客、不赴席，从而真正养成现代“文明”的生活习惯。(47)

不仅如此，戊戌维新思想家们还形成了一种宏阔的“文明之运会”观，认为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文明”的时代，一切不合“文明”要求的事情都需要废除，反之则必须兴办。这是不以人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时代命运，即严复所谓“运会”。1897年春，梁启超在公开发表的《与严幼陵先生书》中，就曾对这一重要观念有过清晰阐述，并以此为据，论证了“民主”制度在中国实行的必然性，同时对中国实现“文明”、赶超西方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还提到康有为也具有此种看法。信中写道：

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之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既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尝言，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48)

这里，梁启超依据新掌握的进化论，以自己的语言，从整体认同现代西方“文明”的角度，表达了当时国人对于“文明”时代性观念最为明确和深刻的见解。

我们惊奇地看到，严复在1897年《天演论》手稿本的“案语”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文明之运”的说法。不过他是用来描述西方早期迎接同样时刻的情形的：“胜代嘉、隆、万历之世，于西国为十六世纪，晦盲既往，文明之运开。当是时，格物大家柏根、奈端、斯宾纳吒、赖伯镊子、洛克辈出，人具特识，家传异书。”(49) 同是面对“文明之运”，中国难道还有不同于西方的别的选择吗？1898年初，唐才常在《湘报序》和《公法学会叙》中，也分别使用了“文明之运”和“文明之会”的概念，前者表示对中国能成“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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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自信：“即有补聪强文明之运，则摩顶放踵奚辞矣！”后者则提醒国人在世界“日进文明”的时代不思进取的危险：“当世界日进文明之会，而我安于顽种者，乃犹神明其圈?，举一切政学宜修之事与交涉法律，何者宜因，何者宜革，懵不加察。”(50) 这种“文明之运会”思想的形成与运用，不妨说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现代“文明”观念初步确立的重要标志。

现代“文明”观念的兴起，对戊戌变法的实际进程也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一点我们从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康有为一些关键的变法上书和奏议中对“文明”概念的运用，可见一斑。如1898年，在上呈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一书、《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和1898年1月呼吁光绪帝赶紧变法的《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都使用了现代“文明”概念，有的还是多次使用。

在极具影响力的《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以列强将要把中国作为“野蛮国”加以瓜分的紧迫形势，来告诫最高统治者变法已经刻不容缓。他写道：“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亚洲旧国，近数年间，岁有剪灭，近且殆尽，何不取鉴之？！”(51) 事实证明，这种“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的警笛，终于打动了光绪帝。变法的“定国是诏”的最终颁布，与康有为的这些上书中“文明”与“野蛮”的分辨刺激，实不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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