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 文明 文化 概念形成与实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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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不容忽视的“前站”。当时从事此种活动的还有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其他人。藤田和古城贞吉等在《农学报》的翻译活动也很值得重视。实际上，从戊戌思想家们对于“文明”或“文化”一词的使用大多都在《时务报》发行以后一点来看，也能说明从日本直接输入这一新概念所造成的直接影响。

(二)“进化论”与中国士人对现代“文明”概念的接受与运用

值得强调的是，甲午战争的强烈刺激所导致的心理和思想急变，特别是进化论思路的导入，对于现代“文明”概念的传播及其相关价值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所产生的作用，或许较之其他因素都更为重要而直接。具体论之，战败的残酷现实，“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人们整体反思西方文明的优长和自己传统的不足，并迅速形成西方和中国都是政教、商务、文教等综合发展整体的意识，强烈感觉到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劣势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和物质上，更源于其优势的学术、教育和政治体制。而整体考虑问题的方式与强烈的“变革”意识相结合，同时也呼唤出“进化论”??几乎是一种从“力”和“智”角度率先着眼的本能期盼。此时，被赋予了时代意义的“维新”二字本身就是进化论意识的产物，它体现了一种追求“进化”和整体变革的双重涵义，而人类社会的进化论，实质上就是一种“文明”论的逻辑。

严复自甲午至1898年间的思想发展，对证实上述观点颇具典型性。他1895年初曾撰文《论世变之亟》，明确指出“中西事理”的根本差别在于：是不断向前发展、追求进化，还是向后看、限制“机巧智能”。同年5月，严又著文强调“中国不变法则亡”，“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并要求国人对西人指责中国宫廷用宦官、女子缠足、断狱专用毒刑拷打，不似“有化之国”的言论“平心深思，察其当否而已”。(30) 此时，其对现代“文明”概念及相关价值观念的认同已呼之欲出。1896年乃至更早些，严译完《天演论》，已经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文明”概念。1898年，严复明确用“开化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指责德国侵占胶州湾是“野蛮生番之道”，是不“开化”之举，因“所谓开化之民，开化之国，必其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而有“开化之国之首”之称的英国《泰晤士报》竟然为虎作伥，“公理何在？公道何在？”(31)

几个月后，严又在《保教余义》中更为准确地运用了“文明”和相同意义上的广义“文化”概念，曰“自非禽兽，即土番苗民，其形象既完全为人，则莫不奉教，其文化之深浅不同，则其教之精粗亦不同”；“问其何以为土教？则曰：遍地球不文明之国所行土教，有二大例：一曰多鬼神，二曰不平等……实为多鬼神之说，与不开化人脑气最合，遂不觉用之甚多，而成为风俗。盖民智未开，物理未明，视天地万物之繁然淆然而又条理秩然，思之而不得其解，遂作为鬼神之说以推之，此无文化人之公例也。”(32) 至此，其对现代“文明”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已经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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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五月，康有为在进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有一段“按语”，也非常清晰地体现了中国士人对政治体制、经济和文教发展等整体演进的“文明”概念内涵之接受，与开始认同进化论、竞争论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紧密关联，特引录如下：

进步者，天下之公理也。小之则一身一家，推而极之，全球万国，无强则无弱，有愈强者则先之强者亦弱矣。无富则无贫，有愈富者则先之富者亦贫矣。无智则无愚，有愈智者则先之智者亦愚矣。故进步者，将尺寸比较，并驱争先。已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则欲其愈盛也。兵力与兵力比较，则欲其愈强也。物产与物产比较，则欲其愈多也。商务与商务比较，则欲其愈增长也。工艺与工艺比较，则欲其愈精良也……日本开议会之始，伊藤卓识，深契此义。国事以是为宗主，人心以是为宗主，讲之极精，磨之极熟，虽欲不强盛文明，得乎？(33)

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一个概念的流行和社会认同程度，同与其对立的概念和相关的概念群的出现、传播，具有密切的联系。(34) 在戊戌时期，同“文明”对立的现代“野蛮”概念也广为流行，尽管该传统词作为带有新义的新概念在晚清也较早的出现过(现代用法的“野蛮”一词就较多地出现在1864年版的《万国公法》一书中)。同时，与之相关的现代新概念，类“进化”、“进步”、“开化”、“物竞”、“天择”、“适者”、“物质”、“军事”、“维新”、“改良”、“革命”、“民族”、“国民”、“支那”、“宪法”、“立宪”、“社会”、“宗教”、“民权”、“民主”、“议院”、“议会”、“议员”、“教育”、“法权”、“版权”、“女学”、“义务”、“权利”、“自由”、“科学”、“群学”、“经济”、“政治(学)”、“法学”，乃至“名学”、“联珠”(三段论)、“内导之术”和“外导之术”(归纳、演绎)等，也于此时一道兴起和流传开来，共同构成了这一宏大概念得以基本确立的新式语言环境。它们与现代“文明”或广义“文化”的概念互相匹配，彼此引发、呼应，有力地传达和界定出一种崇尚物质发展、议会民主政治、科学进步、逻辑思维等的现代“文明”之整体观念，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构成了一套现代“文明”话语??实际是一种现代“文明”概念运行或实践的产物。因此，概念史的研究，若只是局限于研究单一概念，并不能完全体现其方法论的意义，而必须追索概念的网络运行，原因就在这里。

(三)现代“文明”观念的兴起与戊戌维新思潮之关系

甲午战后，现代“文明”概念及其在实际运用中直接附丽于此的相关现代价值观念的导入，对于戊戌时期各项变法问题的认识，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逐渐构成整合维新变法总体思路的理论根据。 梁启超是戊戌维新时期较早乐于使用新式“文明”概念并明确形成了带整体性现代“文明”观念的思想家，在他的带动和示范下，“文明”一词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先进知识人的使用，以“文明”概念来思考中国的改革问题，并赋予这一概念以新的现代性价值标准，也开始渐成风气。1896年，梁在其传诵一时的《变法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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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赋予了发展“女学”以“文明”的名义，在《论女学》中他又强调提高妇女的智识和兴办女学，是“文明贵种”的必然行为。(35) 同年，梁还著文反省“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三十人”的社会文化程度(36)，同时，在《治始于道路说》文中，他将道路的窳陋污秽畅达卫生与否，也视为“闭化之国”与“开化之国”的明显差别。此外，梁还呼吁“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将法律的完备和公正明确作为现代“文明”的衡量标准，并于1898年3月发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显示出对于“文明”的相对性与其进化的绝对性较为成熟的把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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