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改造“两个世界”
人人需要改造构成了毛泽东人的改造和完善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造?怎样进行改造?进行怎样的改造?这几个问题都是迫切需要毛泽东作出科学回答的重大现实性课题。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是能动姓与受动性的统一,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毛泽东继承了这一基本原理,在人的改造或是人心改造中,积极主张改造外部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要想改变既已成型的(外部)客观世界,必须首先改变漂移不定的主观世界,必须实施毛泽东所讲的人心改造。毛泽东所建树的雷锋、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形象折射了他对于整个国民素质的高度期许,这种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正是他对于人心改造的最高价值标准。
其一,马克思主义人学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第一个遇到了社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人的改造问题。他坚信可以把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毛泽东不但深谙这一基本原理,且提出了“物质变精神与精神变物质”相统一的哲学。他认为,改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同样重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改造两个世界”的历史任务与改造主体的哲学命题。足见,注重思想改造正是其人学思想的显著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来改造中华民族的主观世界,更新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增强其认识和实践能力,从整体上变更民族主体的认识系统,即实行“人心的改造”,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人学思想中人的改造理论所做的最有特色的超拔性发挥。从《反对本本主义》到《矛盾论》,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其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无不是基于改造抑或清理党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5]其二,毛泽东将世界观的改造视为主观世界改造的核心内容。“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2]世界观不同,看待问题的出发点、立场与方法就不同,终致结论不同。因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们的世界观正确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长期以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毛泽东都致力于各个社会阶级、阶层的世界观改造,成效斐然。譬如,农民在革命过程中转变为革命战士,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同盟军和依靠力量。他也倡导要积极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当然,这也是其思想改造运动发生重大失误的主要领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首次提出并实践了对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因为他们是大批来自于京津沪的文艺界人士“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6]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7]历史事实确证了毛泽东特有的思想改造活动,促使大部分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扭转了“只读圣贤书、轻视工农商”的世界观,成为了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与热情饱满的建设者。但令人扼腕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简单地从世界观问题上就把知识分子划归为资产阶级范畴。这种以思想定阶级的做法无疑是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归入了敌我范畴,终致酿成无可挽回的惨局。
3.改造党的作风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党性纯洁和作风正派关乎革命胜利的大局。人性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党性是所有共产党员的特有属性,纯洁性先进性是其本质要求。党性与人性统一存在于党员这一政治群体中,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性是党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党性是对于人性的品格升华与思想超拔。改造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从根本上锻造党性、扬弃人性,即从思想层面与精神领域倡导党性的积极因素、克服人性的消极因素,使党性与人性达至完美统一,以推动革命实践和社会发展。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即党风改造问题。具体表现在:
其一,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共产党的主体性和思想作风建设,他倡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经历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学习和精神洗礼。整个运动以“理论结合实际”为出发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极大提升,思想认识空前一致,团队合作空前加强,党的威信和领导能力空前增强。这场运动,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牢靠的组织保障,并创造了无产阶级政党主体建设的重要经验,历史意义重大。其二,1949年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全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执政党并不比革命党好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著名论断高度凝练,实践基础坚实,思想渊源深厚,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党未来使命的深刻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承嗣和拓展。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之中,毛泽东亲自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案件,清洗了党的肌体,震动了全党全国,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其三,1957年4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着手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然由于错估了阶级斗争状况,错判了当时的发展形势,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而且出现了“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挫,个人崇拜悄然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陷入沉寂”等不良倾向。其四,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改造党风的重要手段。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以及探索属于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判断严重背离了实际情况,认为党内出现了“走资派”,党和国家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四清”、“五反”早已是隔靴搔痒,唯有全面公开地发动由下而上的最大范围的群众运动才能修正党内的阴暗腐朽,重新夺回“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用心可谓良苦。但令人遗憾的是,晚年毛泽东把唯物史观简括为群众史观和阶级斗争论,使得“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夙愿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上渐渐化为泡影。这些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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