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决中的“顺推法”与“逆推法”(8)

　　四、两种审判思维的结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无论是法条主义还是后果主义，都有法官任意司法的危险。对形式正义的过分依赖导致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承受着巨大压力，使法官处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紧张关系中，法官不得已用法律逻辑掩盖其实质的价值判断，从而出现判决理由表达与实践之间的悖反；若对后果主义审判所依据的“后果”界定不清，对其适用场域和适用限度界定不明，法官就会有滑向任意司法的危险，可能导致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因此，我们要消除司法过度能动的危险，同时要避免司法的过度僵化，就不能偏执一端，把两种审判思维绝对对立起来，事实上，只有实现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首先，无论是法条主义还是后果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司法哲学或法律方法的成立，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场域。在社会稳定时期，社会权利在既定规则之下得到合理配置，法官的任务就是要像自然科学家一样，运用一般规律解释自然事实，运用稳定的规则处理常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法条主义的审判理论和法律方法，常规案件在既有的法律系统内能够得到完满解决；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不断涌现新型的权利或利益诉求，法官必须处理法律的安定性与社会变动性的矛盾，以解决反常规的疑难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若希望通过对法律的整体性解释和体系化整合，来维护形式逻辑在判决推理中的核心地位，无异于在囚笼里跳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借助于新的经验去修正形式逻辑的大前提，进行“超越法律的续造”，但是，后果主义的法律续造并非盲目的“法官造法”，而是基于经验的合理预测使法律的发展与变化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基础之上。

　　其次，在复合的法律论证结构中，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的论证同时存在，并且相互支持。我们知道，法律解释在法律体系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在法律存在疑义时，法官要将法律作为一个融贯的体系来对待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需要进行法条主义的法律论证，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解释方法，运用类比论证、反对论证、当然论证等论证手段，确认包含在法律体系内的深层价值，在法律体系内部得出法律解释的结论，以维护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和一致性；但是，法官在适用法律规则时必须关注法律规则在个案情境中的适用效果，而法律目的和预期效果可能是不一致的，这就需要法官借助于目的论证、归谬论证、后果论证等论证形式，通过对法律后果的科学预测，重构隐含在法律体系中的价值或目标，进一步证成判决。因此，在疑难案件中，法官要证立对某一规则的解释，既要根据潜在的价值或原则进行融贯性和一致性的形式论证，也要根据法律的潜在目标或目的进行后果论证，这两种论证形式相互依赖。这主要体现为：第一，后果论证为法官在疑难案件中创制裁判规则提供正当化的论证方式，为演绎性证明大前提所需要的裁判规则进行证成。比如案例2的审理，法官并没有从先例中抽取判例规则，而是根据后果的预测和评价创设新的规则，这实际上是先通过后果论证来创制司法裁判的大前提，然后再通过演绎性证明产生判决结论，只不过后者为法官所省略而已。因此，后果论证是形式论证的支持而非替代。第二，后果论证能够弥补形式推理的局限，在法律论证的层级上属于外部证成或二次证明所运用的论证形式。基于法律解释的难题和价值衡量的困境，内部证成所需要的大前提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存在规范冲突，而后果论证为法律规则的解释和对备选的裁判规则的权衡，起着关键作用，能够进一步证成内部证成所需要的大前提。第三，对后果主义论证限度的剖析说明，后果论证并非终局性的论证，需要经受其他论证形式的检验才能成立，尤其是，“通过后果论证所追求价值的过程必须标明一种合理的一致性，亦即一个判决的后果应当与相关的法律原则的目的相协调一致”。［6］146

　　再次，在司法裁决中，对于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哪一种法律论证形式对一项判决的证立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取决于判决证立的语境。任何法律论证形式都必须接受批判性思维的检验，即一个合理论证的成立，必须能够接受另一种论证的怀疑与质问。在法律解释具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要在相互对立的解释结论中进行选择，需要判断哪种解释结论的后果更具有可欲性，如果法律后果可欲性是根据法律体系内所蕴含的价值判断的融贯性论证来证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原则的融贯性或一致性的法律论证对判决的证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法内价值的体系化整合能够形成价值共识，法律推理的大前提仍然在法律系统内部得以证立，形式逻辑对于判决的证立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假如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结论都能够根据法律原则进行融贯性证立的情况下，意味着法官从不同的法律原则或道德信念出发，会形成多种融贯的不同方案，好比“对一首诗恰好有两种解读方式，每一种都能够在文本中找到充分的支持表明它是系统的、融贯的，两个原则中每一个都能够充分支持一个不同的决定，满足一些似是而非的符合关系(lausibletheoryoffit)”。［32］161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据法律目标对判决的实际后果进行科学预测，根据社会科学的效用标准对后果的可欲性进行判断，此时，后果论证对于判决的证立起根本性作用。

　　最后，两种审判思维结合，本质是由法学性质决定的。法条主义将法学视为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律科学，旨在将法学打造成逻辑自足的学科体系，通过法学通说不断凝聚价值共识，通过打造具有示范性的知识范式，使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更具同质性，从而维护形式逻辑在判决中的核心地位。后果主义将法学视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法学，旨在打破法律的自足性，将法律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工具，使法律服务于社会目标，借助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使法律的运行与发展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法学既是一种追寻何为正义的理论理性，更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所以，法学是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性质的学问。只有综合运用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理论来认识法学，才能在审判思维和法律方法上，形成更为全面正确的认识。

　　五、结论

　　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决中，既要“向后看”，使司法判决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立法者的要求，又要“向前看”，使裁判结论符合社会的要求。对于司法裁判而言，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同样既应掌握的推理技术，又需掌握裁判艺术。然而，司法裁判不能仅仅依据法官的直觉和经验或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裁判智慧做出，而必须将司法裁判技艺纳入到“法律科学”的框架内进行探讨，从而通过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提高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因此，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必须从宏大的政治话语转移到微观的技术论证上来，防止其沦为某种肤浅的政治口号，为司法权的扩张赋予某种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使后果取向的司法判决沦为现实主义的“价值司法”或者完全以民意为导向的民粹主义司法。因此，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需要我们从法律思维的内部视角研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技艺，为法官的裁判活动提供规范的方法论指导，使司法裁决受到法律教义和法律方法的内在约束，同时，也需要借助于社会科学的专业技术为法官对后果的评价和预测提供科学的外在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在我国的转型期实现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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