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决中的“顺推法”与“逆推法”(6)

　　学界对后果论证的理解混乱，缘于学界混淆了法律论证中发现与正当化的逻辑，这导致学界将后果论证混同于现实主义法学的“价值司法”。在笔者看来，后果论证并非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因为法律解释是以法律规则或法律文本为核心而展开的法律方法，而后果论证是在面对解释的疑难时而适用的法律方法，是基于裁判后果的预测与评价对裁判理由进行正当化的裁判过程。后果论证作为一种裁判方法，关键在于对裁判规则的正当化“解释需要基于论据而在众多解释性方案间进行选择。通过论据来证成或证立所选的解释，要与获得结果的实际过程区分开来。前者涉及的是证成的过程，后者涉及的是发现的过程。”［22］70在法律论证理论看来，法律发现和法律证立的过程是两分的，前者关涉到发现正确判决的心理过程，后者则关涉判断的证立以及在评价判断中所使用的评价标准。后果论证属于法律发现之后的证立过程，是对判决评价标准的确证，属于证立的逻辑而非发现的逻辑。因此，立足于法律论证的理论框架，司法裁决中的后果论证实际上是通过对裁判后果的预测和评价来正当化判决理由的证成模式，而非凭借裁判者主观的法感觉发现裁判结果的心理过程。

　　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也不同于评价法学的目的论论证。在哲学上，目的论思维是根据正义理念进行推理的思维方式，手段始终服务于待实现的目的，后果论思维则是依照因果律进行推理的思维方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需要凭借经验判断来完成。“实现一个目的的可能性问题必须与该目的内容的正义性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前者依照经验法则———因果律位于其中———考虑实际事件，后者旨在对意志意识的内容形成系统认识。”［23］107手段与目的关系不同于原因—结果关系，目的意味着人们向往或追求的某种事物，对手段与目的关系判断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而结果是被看作由某种原因导致即将形成的东西，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属于经验判断的范畴。尽管手段服务于目的，但手段与目的之间未必存在因果关系。手段可能完全外在于目标，如为消除贫困所进行的税收调节；手段也可能包含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如法律程序价值的实现是伴随着法律程序的部署来实现的；在这两种情形下，手段和目的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可能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如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返还，法律的手段只是根据一定道德标准所进行的指示，这和法律的目的并无任何因果关系。“在道德规范的背景下，当事人之间的交往事实产生正当理由，在不考虑将来预期和后果的情况下，这些理由在具体案件中即具有证明正当性的论辩力量，其力量并不来源于服务于目标后果的判决。”［24］41

　　在法学方法论中，根据法律规则的目的或者立法者的目的所进行的论证为目的论论证。在司法实践中，目的论论证往往发生在为某种结果、价值进行辩驳的复杂论证中，而后果论证则是建立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关系的科学预测基础之上，通过对判决结论与后果之间关系的经验判断，再根据一定的价值准则对后果的可欲性进行论证，从而实现判决的证成。这两种法律方法具有不同的逻辑图式：

　　(1)解释X是可欲的，解释X导致后果Y；根据目标T，Y是可欲的(后果主义论证)

　　(四)后果主义审判的限度

　　后果主义的判决因法官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为法律之外的因素进入司法过程开通渠道，使法官产生摆脱一般规则束缚的冲动，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司法审判的不确定性，后果主义的判决理论因此引起了法治主义者的警惕与担忧。因此，后果主义审判须经受批判性思维的检验，防止造成“价值司法”的危险，以避免对法治的解构与颠覆，这同时也说明了后果主义审判的前提和限度。

　　1.后果主义法律论证须满足“可预测性”的要求

　　追求形式正义，实现“同案同判”，是传统法治主义者所坚守的基本立场，唯有如此，法律才具有可预测性，因此，一个判决理由若在个案中证立，那么它同样能够适用于类似的案件，也就是说，判决理由的证立须满足“可普遍化”的基本要求。法条主义的拥趸据此认为，后果主义为司法行动只能提供地方性的而非普世化的指导，这使法律命题无法满足“可普遍化”的证立要求，法官在后果的掩护下会变得任意裁量而不受拘束，从而使法律判决没有任何的可预期性。但是，问题并非如此，后果主义审判所考量的后果是“系统后果”而非“个案后果”。所谓系统后果，指判决对类似案件所产生的一般后果，如同立法者在立法时所考量的事实，其目标在于通过考察判决的系统性影响建构普遍有效的规则；所谓个案后果，是指个别的、非典型的后果，即在具体个案情状中的特殊后果。［26］因此，后果主义实际上是着眼于判决的系统后果，根据判决结论对类似案件的系统性影响创制一般性的规则，而非根据个别裁决中特定当事人的特定后果创造个别化的裁判规则。

　　事实上，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理论对立被夸大了。法条主义所推崇的依法裁判(实际上是依据规则裁判)已经包含了依据后果裁判的内容，很难想象法条主义的裁判不考虑立法机关创设规则时所考量的后果(系统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纳认为，“如果把足够的强调放在审判的系统性后果上，那么法律实用主义就同法律形式主义合二为一了”。［27］79后果主义审判实际上是在疑难案件的裁决中基于判决的系统后果创设裁判规则，同时，又使个案裁判的正当性与可预测性保持着适当张力。在后果主义审判中，“法官在裁决一个非常规案件时要做的就是尽力得出一个在当时情形下最合理的结果，同时适当地考虑到诸如维持与先例判决的连贯性，并且尊重语言和宪法及制定法文本中可辨别出的目的为解释者划定的界限之类的有关‘理性’的自由运用的系统性限制”。［28］正如案例2的判决，法官既保持了待决案件与先例的连贯性，根据先例认定银行并不具有无条件服从劫犯命令的义务，又通过分析该案判决对类似案件的系统性影响，使判例规则具有可预测性。这样，既促进了判例规则的进化，又维护了判例制度的稳定性。

　　2.后果主义法律论证须满足“可行性”的要求

　　在裁判方法的建构中，后果主义将法官的视角从对语义客观性的探索或者价值客观性的追求扩展到各种经验性的社会科学，通过对后果的经验性统计及预测确保案件的可靠解决，通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来保证司法判决的客观性，以化解不可通约的道德分歧，预防因道德直觉和主观情感所造成的价值妄断。正如波斯纳所说：“法律实用主义的一个关键信条是，不存在把法律推理同其他实践推理分开的一般性分析程序，法律推理要摆脱法律语词的限制，从论证———贬义的‘修辞’，即没有事实支撑的语词较量———走向数据：统计学、精细测度、照片、图表。”［5］225可见，后果主义法律论证的证立，意味着司法裁决所依据的可欲后果是“外部后果”而非“内部后果”。所谓内部后果，指法律体系内部的后果，是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或法教义学理论能够确定的逻辑蕴涵性的法律后果；所谓外部后果，指法律体系之外的后果，是通过经验方法论的工具得以观察的对经济或社会产生影响的行为后果。［29］81后果主义法律论证所依据的后果并非通过语词的相互指称或逻辑关系的判断就能够确定，而必须满足“可行性”的要求，即该后果必须是能够通过经验加以证明的事实上的可能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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