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决中的“顺推法”与“逆推法”(4)

　　在人质受到歹徒威胁的情况下，银行职员是应当交出钱财还是选择保护银行的财产，这似乎是一个道德两难问题。尽管道德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抽象的道德原则，但是，“疑难问题都不发生在原则上而是在适用上”，［12］178抽象的道德原则从来不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道德话语在司法判决中往往通过修辞的方式在起作用，或者通过独断地方式去解决分歧，而绝不是通过交流地方式去达成共识。这是因为，持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们不仅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还具有针锋相对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交往理性”可能只澄清一些误解，但无法最终消除偏见，更无法借此形成共识。道德分歧的存在是因为道德理论缺乏科学理论处理经验事实的技术，也就无法对道德探讨的前提以及对推理和检验具体道德命题的手段形成共识，即使在选择手段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而如果分歧发生在目的的确定上，就根本无法形成共识了，因为不同目的在道德理论中被认为是不可通约的。以赛亚·柏林曾以价值多元难题的形式，指出人类无法逃避在善与善之间做出选择，但善与善之间并不存在可相容性和可通约性，因而如何选择，是一个无解的难题。［13］47所以，在抽象的意义上，无论是银行的财产还是人质的生命都是正当的。

　　人们借助于道德理论很难在道德争议问题上形成共识，但是通过科学论辩能够解决事实上的争议问题。这是因为科学论辩能够通过可验证的手段解释和预测一些经验事实，所以“科学话语趋于合流，但是，道德话语总是趋于分流”。［14］60如在美国著名的布朗案的审理中，对于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否违背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平等原则，最高法院内部存在严重的道德分歧，因为不同的法官具有不同的平等观念。但是，大法官马歇尔的一个社会科学实验却产生强大的说服力，即由黑人学童从四个圆点(两个白色，两个棕色)中选择他们最喜欢的，几乎所有黑人学童选择白色，这充分证明了黑人学童的自卑心理，而这正是由种族隔离造成的，马歇尔大法官正是通过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所提供的社会调查成果推翻了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政策。②同样，在案例2中，法官预测判决银行败诉会产生歹徒劫持人质抢劫银行，以及银行配合歹徒的行为激励，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损失，这种对判决后果的预测更符合一般人的经验或常识，而经验往往具有可验证性，因此能够摆脱道德分歧而产生强大的说服力。正如博登海默所说：“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就正义问题发生分歧时，这种争议的解决往往是以能够正确确定和评价经验性理由为转移的。”［15］273

　　在疑难案件中，道德或者价值判断上的分歧使具有统一理解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难以形成，基于不同的道德理由，人们将会选择不同的法律规则，自上而下的司法三段论难以真正完成。这样，法条主义者往往是根据某种价值判断限缩或扩张对法律规则的解释，从而使案件事实落在规则含义范围之内，用表面上的形式推理掩盖了事实上的价值判断，并有可能产生法官依靠个体的直觉和情感而进行的价值独断，从而造成司法审判的主观恣意。在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决中，通过法律解释难以发现明确的文本意图或立法意图，通过价值衡量难以形成共识性的价值排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明确的大前提而无法进行司法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而需要根据判决后果的预测与评价证立或创设裁判规则，这就为后果主义审判的出场提供了契机。对此，霍姆斯认为：“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制定法律，参考司法决定的可能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法官对这些后果的直觉，而不是常规司法意见中展现的抽象道德原则和正式法律分析，推动了法律变化。”［9］457

　　三、“逆推法”：后果主义的审判

　　(一)后果主义的审判思路

　　在案例2中，原告主张经营者对顾客的安全具有合理注意的义务，银行职员未服从劫匪的命令而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银行的过错还在于银行内部没有通过一项政策，并向其雇员做出这样的明确指示，要不惜代价的保护客户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并且认为在抢劫发生后银行未配备相应的应急策略，因此，原告要求银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认为，根据美国侵权法的规定，土地所有者或承租人对于被邀请者的安全具有一般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银行并没有绝对义务去阻止罪犯对顾客的侵害。本案中两造同样是就经营者对客户在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界限存在争议，对此，法院首先将该案认定为无明确法律规定和无先例可以遵循的疑难案件，然后再通过后果的预测与评价创设了判决理由。在法院看来，美国侵权法重述只阐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应该对为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给侵害人之外的第三人带来的不合理伤害承担责任，然而本案中造成的人身损害不是由银行直接造成的，而是由罪犯造成。法院通过对先例的分析认为，合理的安保措施和防护装置未必能完全杜绝持枪抢劫案的发生，完全听从劫犯的命令也未必能避免人质所遭受的伤害，因此，不能强加给银行完全听从歹徒命令的义务。法院又通过区分先例说明了先例与待决案件的区别，根据相关判例，如果犯罪行为能够合理预见，银行具有消除危险的义务，这属于银行对客户在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在辛恩诉农业银行案(Sinnv.FarmersDe-positSavingsBank)中，对于歹徒已经点燃的炸弹导火索，银行具有及时警告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对于罪犯行为的结果可以合理预测。然而，本案的情况区别于先例，因为本案的关键是，对于罪犯行为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下，对于突如其来的罪犯命令，如果拒绝是否会产生赔偿责任的问题，而不是对于未来可能预见的犯罪疏于采取预防措施是否产生赔偿责任的问题。因此，在本案的上诉审中，主审法官没有从先例中寻找到可以适用于当下案件的判决理由，而是进行了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该案主审法官认为，假如强加给银行服从歹徒命令的义务，只会对歹徒有利，并且服从歹徒的命令并不会降低顾客遭受侵害的风险。事实上，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将会激励银行服从歹徒命令，无法保护银行资产安全，也将会激励歹徒利用人质来抢劫，因此会增加顾客在经营场所受到侵害的风险。①

　　不同于法条主义的审判，该案法官并没有通过对“合理注意”、“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或者通过对先例的类比来为当下案件的解决寻找判决依据，而是基于对后果的预测与评价进行判决，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和政策导向的判决思路，即不是裁断由谁来承担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向前看，做出的裁决要使今后发生同样不幸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因为司法裁判属于对损害责任或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行为，人们作为趋利避害的个体，判决结果必然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产生影响。所以，在这起银行抢劫案中，法官要弄清该案裁判后人们将来的行为动机是什么。法官若判原告胜诉，则自此以后遇到劫犯劫持人质时，为免于再次被起诉和支付赔偿，银行会产生把钱交给歹徒的动因，同时，这也意味着歹徒会产生劫持人质的动因。基于裁判后果的考量，法院应当避免更多不利后果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银行必须胜诉。这种裁判方法即为根据裁判后果选择裁判理由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需要向前看，考虑这个案子的裁决对将来会产生哪些效应———对类似情形中所涉及的各方，他们尚未决定将来做些什么，他们将来的选择可能会受到该案裁决的影响。”［16］5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法学类司法裁决中的“顺推法”与“逆推法”(4)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