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决中的“顺推法”与“逆推法”(2)

　　(1)(x)Tx?ORx

　　(2)Ta

　　(3)ORa

　　这就是法学三段论的逻辑结构，也可以表达为：［4］150

　　(1)对于所有的x而言，若x满足构成要件T，则法律效果R适用于x

　　(2)a满足构成要件T

　　(3)法律效果R适用于a

　　从该案的审判思路来看，主审法官实际上采取了一种“解释+演绎”的审判思路，在裁判理念上，这体现了法官对法律解释正确性的坚信不疑和演绎推理有效性的坚决维护，即认为通过法律解释能够在法律体系内部确定“安全保障义务”的界限，通过演绎推理能够建立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涵摄”关系。这种审判思路体现了波斯纳对法条主义者的刻画：“理想的法条主义决定是三段论的产品，法律规则提供大前提，案件事实提供小前提，而司法决定就是结论。这条规则也许必须从某个制定法或宪法规定中抽象出来，但与这个法条主义模型完全相伴的是一套解释规则，因此解释也是一种受规则约束的活动，而清除了司法裁量。”［5］38

　　在法条主义的审判理论中，演绎逻辑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具有逻辑有效性的法律论证才具有形式上的有效性，才能实现法律规则的效力。“一个演绎性判断，亦即一个结论性命题隐含于另一个或者若干个命题当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无论前提和结论的内容是什么，只要从形式上前提中包含着(或者等同于)结论，一个演绎性判断就是成立的。”［6］20因此，演绎证明通过逻辑充分保证结论隐含于前提之中，从而保障判决结论来自于法律规范。为捍卫形式推理的有效性和法律的自治性，法条主义者坚信对于任何疑难问题，法官总有足够的智慧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解决。法条主义因此具有这样的特征：第一，坚信法律的自足性。将法律作为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排除法律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第二，维护法律方法的自治性。在法条主义者看来，法律方法是一种科学的司法智识，通过运用科学的审判技术，司法裁判将产生唯一正确的答案。作为法律思维的法条主义强调规则的至上性、司法裁判的逻辑中立性，并坚信借助司法三段论从作为大前提的法条中逻辑地推导出判决结论。第三，法条主义是一种守成的法律思维，法条主义者要求裁判者严格忠诚于法律，坚决拒绝法官造法，法条主义的“司法决策具有向后看的性质，只反映规则或判例发布之际的知识状况，而不对新知识开放”。［5］64法条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说明法官“如何依法裁判”的法律思维，也是论证法官为何“应当依法裁判”的司法哲学。为限制国家权力的可能滥用和无限扩张，为维护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功能，罪刑法定、三权分立、法律至上成为建构西方法治国家的根本原则，但是，这些根本性的法治原则也极大限制了法学家的司法想象。根据这些原则所隐含的逻辑，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以致于法官长期被法学家设定为“自动售货机”的形象，司法三段论被西方法学家扩展成了普遍化的司法理论原型。因此，法条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西方自由主义法律历史传统长期积淀形成的政治美德，代表了法律至上的法治传统、通过法律限制权力的宪政传统、通过法律保障权利的人权传统，是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司法衍生品。

　　(二)法条主义审判的困境

　　法条主义将演绎逻辑作为“依法裁判”的核心逻辑，但是，这种以为仅凭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就能解决复杂个案的心态只不过体现了法律人的致命自负，通过演绎推理维护法律的自治性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理论梦想，在晚近的英美法律推理理论中法条主义因而遭到普遍诟病，因为，在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决中，以法律三段论为核心的法条主义面临着诸多困境。

　　1.法律解释的难题

　　法官要顺畅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推理，必须通过解释来熨平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褶皱”，即通过解释建立规范与事实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法条主义者为捍卫自己的立场，假定了一种认识论：认为通过解释能够发现清晰、客观的文本意图或者立法意图，从而解释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就案例1而言，主审法官若要运用司法三段论进行逻辑推理，首先须对法条中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通过要件分析的方法对该不确定概念进行解释，如根据以下要件来判定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是否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防范设施有效、警示明确醒目、管理谨慎周到、制止侵害果敢、实施救助及时、保全证据妥善等。①要件分析意味着对事物特征的类型化处理，通过去粗取精的方式挖掘事物特征的构成要素，从而方便人们把握事物的特征，但是，法官还需要对各个构成要件进行再解释，如“有效”、“醒目”、“周到”、“果敢”、“及时”、“妥善”等概念，对这些概念进行再解释将使法律解释陷入一种无限递归的窘境。比如，在案例1中，假如在合理时间内及时交出银行钱财以挽救人质生命属于“及时地实施救助”的话，那么多长时间才算“及时”，这仅仅通过法律解释难以确定，因为通过解释来确定模糊的语词可能会陷入一种连锁推理的悖论。②“如果对一个标识所作的解释本身需要解释，就面临着无限回归的威胁，并且作为可以用来使我们的行为与它相符的规则观念，将消失于一个解释的深渊。”［7］67

　　为消除规则的不确定性，法律解释学为法官裁判提供一系列解释方法，这被当作一套程序性指令来填补因规则不确定而出现的约束力真空。迄今为止，法律解释学已经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份包含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清单，但是，法律解释学从来没有清晰地界定各种解释方法的边界，系统地说明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规则，这本质上缘于“解释”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解释是对既有规则的遵守与适用，还是为消除模糊情形而另行创造规则；解释是客观含义的发现与揭示，还是主观意义的阐发与创生，无论是在语言哲学还是在解释学上实际上都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理论家们往往根据不同的研究立场来定义“解释”这个概念，并以此建构各自的解释理论。解释概念的不确定必然导致解释方法的不确定，文义解释方法要求裁判者恪守法律的文义界限，但是文义的界限往往模糊难以确定；目的解释方法要求法官根据法律的目的进行灵活解释，但是目的的主观性使法律的目的和解释者的目的缠绕在一起，因此，在模糊标准适用的边际情形中，可能不会有任何解释技术有助于案件判决，法意模糊的消除实际上有赖于解释主体对解释方法的选择。事实上，对于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无论是立法历史还是法律文本只是给出大概的标准，从未给出精确的可以度量的规则，甚至可以认为立法者已经将此交给司法者进行决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对《人身损害赔偿条例》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应当根据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所从事的营业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①所以，仅仅依靠这些解释方法不但无法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人们的“解释性分歧”，因为人们凭借不同的解释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且法律解释学无法为解释方法的排序和消解解释方法的冲突提供明确的答案。②因此，法律解释学无法为法官提供一套关于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何种解释方法的元规则，这将导致规则的每次适用都产生新的含义，法律解释只能是法官进行隐蔽式价值判断的幌子，法官事实上以解释的外衣进行独断的价值判断，以逻辑的形式掩盖造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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