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变迁六十年的公民宪法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1在宪法实施中，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众对宪法的亲身感受与内心认同十分重要。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2从某种意义上说，健全的宪法意识是维护宪法权威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基础。所谓宪法意识，是指公民对宪法的认知、情感、意志与理念的总称。宪法意识并非一成不变，它必然会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新的表达形式，并对一个国家的宪法实施发挥不同的价值引导功能。社会变迁在本文意指社会的基本结构、规则体系与价值基础在一定因素作用下持续变动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一方面，宪法意识构成宪法秩序内在的精神力量，发挥着重塑社会规范性判断与价值基础的“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同时，稳定、成熟的宪法意识也是确保社会变迁良性运行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宪法实践中，宪法意识也受到社会整体结构与价值基础变迁的形塑与影响，社会变迁推动、影响宪法变迁，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整体变迁也为特定时期的宪法意识确立价值目标。

　　1954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实践经历了60年历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既通过公民宪法意识得到反映，也为特定时期的宪法意识所影响，而公民宪法意识的发轫、流变与成熟也无不受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因此，探讨中国社会变迁60年中的公民宪法意识不仅仅是从宪法学的角度对中国社会进行规范性的透视与评价，也是分析、展现公民宪法意识本身的积极功效以及面临挑战的一种学术努力。尤其在当下历史阶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宪法意识功能，为国家、政府与社会的法治化提供最基本的价值共识，并为三者实现均衡、协调、共进的法治状态提供规范依据；通过揭示宪法意识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为建立更加健全的宪法实施机制，将宪法实施的动力根植于社会生活土壤之中提供学理上的思考与结论。因此，宪法意识研究本质上是反映社会变迁要求，也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成为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深层次精神动力。

　　本文试图通过史料梳理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考察60年来中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变迁历程，力求客观分析和评价中国社会变迁中公民宪法意识的现状与问题，探讨在全面实施宪法的过程中，提高公民宪法意识的途径与对策。

　　二、1954年到1982年公民宪法意识的变化

　　(一)公民宪法意识的高涨时期(1954—1956)

　　1.宪法制定过程中执政党的宪法观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结构与民众需求的变化使制宪问题成为执政党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1953年1月13日，为了进行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挂帅，其任务是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供可供讨论与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

　　当时，毛泽东本人对制定宪法十分重视，在南下杭州起草宪法的火车上，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在杭州期间，他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1宪法起草小组的整个工作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宪法草案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加了讨论。”2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宪法对于国家建构的重要性，并认真地组织宪法的起草工作。此外，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强调宪法实施的重要性。比如，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3

　　2.宪法草案讨论中民众的宪法意识

　　1954年3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当年的3月23日到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和全国政协组织了对宪法草案初稿的反复研究和讨论，全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教科文等单位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草案初稿提出了大量的意见。4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公布宪法草案。

　　全民参与宪法草案的讨论从1954年6月16日开始，到9月11日结束，历时接近3个月。宪法草案公布以后，民众欢呼雀跃。臧克家作诗赞曰：“强忍住欢喜的眼泪，我朗诵这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比黄金铸的字更宝贵，人人把它铭刻在心上。”5民众对于宪法草案的讨论也抱有极大的热情。为了搞好草案的讨论，各地成立了宪法起草讨论委员会，培养报告员和辅导学习讨论的骨干分子，有组织地进行宪法草案的讨论和宣传工作。如宪法草案公布后的一个月中，北京市已有近百万人对宪法草案进行了讨论。北京市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为了使各界人民能了解宪法草案的精神，训练了4000名报告员，在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建筑工地、乡村、街道等地作报告。6根据上海《解放日报》1954年9月5日的报道，上海全民有270万人听到了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中有156万人参加了讨论，共提出大约16.5万条修改和补充意见。1

　　民众在宪法草案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也体现了民众的宪法理念和认知。如在宪法与国家关系上，民众对基本权利与国家关系给予关注。在全国政协组织的宪草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将“国家组织系统”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两章对调。该建议的理由之一便是：“我国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应先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样表示我们充分地关心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并可启发人民重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2另外，原草案第3条第3款规定：“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对此有人建议，在这一款里，不仅应规定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且还应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把该款改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3在宪法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上，民众也对公权力的滥用现象表示担忧，希望建立控制权力的机制。比如，宪法草案全民讨论之后，根据民众的建议，为便于纠正审判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错误，实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宪法草案第79条第2款增加了“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的规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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