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实证属性研究的论文（共2篇）(6)

　　*张永健，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员、法律实证研究数据中心执行长。笔者感谢蔡孟昕、朱明希、张凯评的研究协助。感谢刘庄、蒋侃学、王鹏翔的宝贵意见。因果推论，在各方面都不容易。5所以，或许华文法学世界的法律实证研究者，需要“两面手法”的写作策略，以中文和英文下笔时，针对不同的阅读受众写作不同内容与取向的文章。6

　　要作因果推论，有六种方式在行内比较被接受，7以下分别介绍之。在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文献中，此种“研究设计”（researchdesign）的妥当与否，被认为是法律实证研究的关键。8如果读者在英文文章中读到“识别策略”（identificationstrategy）一词，就是指研究者认定因果关系的研究设计。

　　二、实验

　　我们可以做自然的现场实验(naturalfieldexperiment)或者是实验室中的实验(labexperiment)，这两种实验的重点都是，将接受检验的人随机分为两组，使这个实验组与对照组里的人，在各个能够观察到并可能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特征分布都一样，例如性别、年纪，甚至宗教、居住地区等特征。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实验组去实验不同的刺激（stimulus；在实验情境中可以指涉treatment），是否会造成不同的行为反应；此时仍然要将受试者随机分为不同的群组。在实验中，因为实验组跟对照组只有刺激不同，由实验设计者所操控，所以要知道行为的结果是否源自实验的刺激，就非常容易，甚至只需要比较行为反应的平均差异即可。

　　自然的现场实验在经济学界以约翰·利斯特（JohnList）的研究最为知名。利斯特和史蒂文·莱维特（StevenLevitt）等教授，用自然的现场实验来探究提升学生学习成果的较佳方式。9之所以称为自然的现场实验，是因为研究就在教育现场（学校教室）完成，并不是将老师和学生放到经济学实验室答考卷。现场实验的参与者，基本或完全不会感觉自己在参与实验，但其身为实验组或控制组又是随机分派的结果。实验结果发现，无论是要给老师教学激励，还是给学生专心或努力的激励，在“不给钱”（控制组）、“先给钱，考不好收回”、“考得好给钱”（后两者为实验组）之间，“先给钱，考不好收回”在美国的中学最有效，原因是行为法经济学的“损失厌恶”（lossaversion）理论——同样金额的金钱诱因，损失的痛苦大于获得的快乐，所以“先给钱，考不好收回”较为有效。

　　年轻学者刘庄，最近在法经济学最顶尖的期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论文，讨论了实验室中的实验。10刘庄以现任的中国法官做实验受试者，案件争点是伤害罪的被告身怀巨款遭抢时奋力反击。该被告行使正当防卫是否阻却违法。实验组的法官在发下的材料中得知：刑事被告防卫时所夺回的钱是贿款；控制组的法官没有获得此种信息。两组法官又各被分到三种情形：直接决定刑度、先说理再决定刑度、决定刑度再说理。直接决定刑度的法官，实验组法官判决刑度显著高于控制组法官；先说理再决定刑度的法官，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法官所宣判的刑度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因为是否为贿款与是否为正当防卫无关，刘庄的实验说明了，要求法官先说理再决定刑度，有助于帮助法官驱除下意识的道德偏见。

　　三、断点回归

　　断点回归(RegressionDiscontinuity)是比较两群团体之表现是否不同；而团体之界分是某个外在、武断的区分标准造成。一个公司法上的经典例子是美国知名的公司法律实证研究学者伯纳德·布莱克（BernardBlack）等人对于韩国公司的研究。11韩国的公司法在1999年强化了资本额两兆韩元之上公司的董事会独立性。两兆韩元是恣意决定的结果（如果立法者刻意为了避开管制某间公司而设定此标准，则断点回归就失灵了），很多公司的资本在两兆韩元之上与之下，也不当然跟治理机制选择有关，但是就因为资本额的差异使标准之上的公司受管制，标准之下的公司不受管制。这个方法的重点是，研究者必须比较资本额刚好是在两兆韩元上下的公司，不能去比较九百兆韩元或者是比较一百万韩元的公司，因为那些公司本来就跟其他公司差异很大。

　　另一个例子：瑞恩·巴布（RyanBubb）想探究政府政策或法定制度是否影响人民行为，于是比较非洲加纳和科特迪瓦两国边界的人民。两国边界在20世纪初划定时，有约一半是依据武断的直线，将不少同一种族的人划分到两个不同国家。研究当时，两个国家、同一种族的人的习惯物权法仍然相似，但法定的财产权制度以及农业政策却大不相同。利用武断国界造成的不连续，即可探究农业政策是否影响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立法制定的财产权制度是否影响实务（前者答案为是，后者答案为否）。12

　　四、双重差分

　　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的研究设计中，通常有两个地区，一个地区受到某种管制或外生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个地区没有；而受管制的地区又分为管制前和管制后，所以一共有四个区块（表1的1、2、3、4）。研究者在乎的区块是受管制的地区（2）受影响后的转变；而其他三个区块（1、3、4）则是比较的基准。所谓双重差分，就是指［(2-1)-(4-3)］之差。此种方法背后的预设，必须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受管制地区跟未受管制地区在受管制前（1、3）其实是基本相似的，至少两者的趋势即便不同也要平行。

　　表1双重差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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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重差分可以用笔者最近的一篇文章来说明。13该文观察我国台湾地区2011年“公司法”修法，改变董事选举投票规则的影响。在2011年之前，“公司法”的默认规定（defaultrule）是累积投票制（cumulativevoting），但容许公司可以选择别的投票方式；一共有20家公司改采了多数决（majorityvoting）。在2011年的时候，立法机关突然通过了新的法案，只修正这个制度，将累积投票制又改回强制规定（mandatoryrule）；有18家公司受到了外生冲击（2家在修法前自行改回累积投票制），但其他八百多家公司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采用累积投票制。研究者要区别的就是在修法前、后，受影响的公司与不受影响的公司之间，是否可以看出强制要求对少数股东有利的投票方式，增加少数股东的董事、监事席位。该文发现，只有立法之后第一次的董事、监事选举季节，控制股东掌握的席次比率降低，但在之后的3年则没有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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