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实证属性研究的论文（共2篇）(5)

　　在法偿属性方面，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功能，实现支付工具选择权与金融监管调控的平衡，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偿性可进行一定使用范围、一定使用数额的限制。其一，对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安全的项目需要投资或融资，例如扶贫等社会保障项目、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项目，法律上可规定相关项目资金的使用主体必须接受法定数字货币的支付；其二，对于符合一定数额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法律也可规定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不得拒绝法定数字货币的支付；在该数额之下的产品或服务，法定数字货币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⑧；其三，对法定数字货币设置定期（每日或每月）交易限额，对大额的货币兑换收取一定费用，并实施更严格的身份与使用目的审查，提高使用大额法定数字货币的成本。

　　在身份性方面，在满足监管者进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的同时，需要对法定数字货币身份信息的读取主体、读取条件以及读取程序作出严格规范。其一，除中央银行有权读取法定数字货币身份信息外，应当将授权的读取主体限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公安监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或具有公共性质的法人及其他组织；其二，除了中央银行可对法定数字货币的身份信息进行长期、实时监控外，其他主体如申请临时读取法定数字货币的信息，需满足相关性、必要性、不可转移等条件，以保障法定数字货币身份信息的安全；其三，中央银行授权的信息读取主体如读取某一自然人或法人的数字货币移转情况，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告知该自然人或法人，保障其知情权。

　　结语

　　科学技术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碰撞形成了各种新类型的货币，而相应的货币法律制度演进应当沿着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的路径进行[29]。正如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所言，“健全的货币只能出自于自利，而不会出自于仁慈；我们不能指望聪明或同情心，而只能依靠纯粹的自利来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制度”[33]。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与机制设计及相应的法治保障，需要尊重社会公众对货币的自利心和市场的选择，使民众的货币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34]。我国法定数字货币采用二元中心化发行机制和电子钱包存储机制，并实行分布式结算和匿名化交易，使其具备了不同于现有法币的发行与流通特点，并因此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法定货币的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在私法属性方面，分布式结算提升了法定数字货币的特定化程度，但并未改变现有法定货币是种类物与消费物的本质，其仍然适用“占有即所有”的所有权流转原则，同时从技术层面弥补了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的缺憾。在公法属性方面，法定数字货币同样具有法偿属性，但现阶段应当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而是在一定适用范围之内、一定数额以上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此外，法定数字货币具有较强的身份属性，但基于强化个人隐私保护的需要，法定数字货币的身份性在信息读取主体、读取条件以及读取程序等方面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平衡金融监管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

　　第2篇：量化法律实证研究的因果革命

　　张永健

　　内容提要：量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在两岸都日益盛行，但大多数文章仍在寻求精准描述与发现相关性。但与此同时，对于英文的量化法律实证研究，学界已经迈向以因果推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本文扼要介绍六种因果推论的研究范式：实验、断点回归、双重差分、工具变量、配对、事件研究法；并以法律相关的量化法实证研究文章为例。本文目的不在于完整介绍方法或指导统计软件操作，而在于提示入门实证研究者因果推论的研究设计方式。

　　关键词：研究设计识别策略因果推论回归工具变量随机控制实验

　　一、前言

　　本文旨在扼要介绍量化法律实证研究1范式下，发现因果关系的六种主要研究设计。

　　量化法律实证研究范式刚经历了因果革命：如果研究无法作因果推论（causalinference），只能发现相关性（correlation），或只是作描述统计（descriptivestatistics），就很难登在美国第一流的期刊。这对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法学研究者都有影响。

　　一方面，如果法学研究者想用英文在国际法律实证期刊发表实证研究成果，必须要遵守美国学界的游戏规则，跟上最新的研究脉动。虽然像JournalofEmpiricalLegalStudies这样的顶尖Ssci期刊，并不要求因果推论，还可以接受研究者以高质量的数据与分析，作描述统计，或者发现相关性，但完全不宣称发现因果关系——只要论文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2而如果要投稿到实证法经济学（empiricallawandeconomics）的期刊，则大部分的编辑或评审人比较有兴趣知道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在美国的法律实证研究，经过了大约20年的发展，许多该做的描述研究已经完成；而在统计学界，因果推论的数学理论或统计工具也已经发展完备。数据越来越多，只是单纯描述已经无法满足法律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他们想要知道因果关系。知道因果关系并没有错，但是做起来当然并不简单。

　　掌握了因果关系，就是掌握了笔者和王鹏翔的文章所说的“差异制造事实”（difference-makingfacts）。3差异制造事实就是因果关系：一旦知道A会导致B，或者是P的出现会增加Q上升或下降的机率，就可以在制定政策或法律时，用为推论的基础。换言之，差异制造事实，或因果关系，具有规范性（normative）的意涵。4譬如，一个很经典的刑法学研究题目：警察人数增加是否会降低犯罪率，还是多聘警察无助于减少犯罪。这个看似非常单纯的问题，却不容易有简单清楚的实证答案。统计相关分析的结果，往往是警察人数上升跟犯罪率或犯罪人数的上升有正相关。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犯罪率先上升，而警察就被调到犯罪率上升的地区来防治犯罪，或者是有新的警察被聘用来防治犯罪。但是也有可能是《庄子》所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即警察的来临刺激了犯罪的出现。后者或许有一点无稽，但是即使相信前者，警察人数上升对于打击犯罪的效果如何，仍不得而知。到底应该增加警力，还是降低贫穷，或是提供社会福利，才是打击犯罪最有效并低成本的手段？此时就需要好的因果推论。

　　但另一方面，华文法学通行之处，法律实证研究才刚开始发展；法律实证研究的学者还在摸索，也还在与其他法学者沟通、磨合。一开始就跳过其他法学者能接受、理解的描述统计，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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