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法定数字货币与网络虚拟财产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不可将二者等同对待[22]。网络虚拟财产是在网络环境下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民法总则》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学界对其权利属性仍存较多争议,具体存在物权说、债权说、债权物权结合说、知识产权说等观点[22]。法定数字货币同样是一种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但其本质上仍然是法定货币,价值基础为国家信用而非其物理形态,而虚拟财产的价值基础为其物理形态。虽然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对央行以及相关服务提供商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依赖性,但这种技术依赖性主要体现于存储数字货币的电子钱包而非数字货币本身。此外,法定数字货币的代理投放机构需要向中央银行缴存全额准备金,使得发行数额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保证了法定数字货币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对应。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权利流转
法定数字货币的权利流转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法定数字货币的移转是登记生效还是交付生效。根据央行目前的设计思路,由法定数字货币登记中心记录货币移转信息及对应的用户身份,完成权属登记[4]。但由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移转信息不向全社会公开,仅有特定的读取主体可以进行相应的查询,此种登记方式无法实现类似于传统动产登记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法定数字货币的移转仍然为交付生效;其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占有与所有是否可以分离,是否仍然适用于现有法定货币的“占有即所有”原则。法定数字货币是否适用于“占有即所有”原则较为复杂,以下重点针对该原则进行探讨。
民法理论认为,除了封金、保证金等货币被特定化的情形,现有法定货币的所有权流转实行“占有即所有”规则,货币若由原持有人转移至新的主体占有,那么货币的新持有人便拥有该货币的所有权,原占有人的货币所有权丧失,其不享有对该货币的任何物权请求权。此外,若无权处分人将货币交由第三人占有,那么不论该第三人是否善意,均可取得该货币的所有权,原货币持有人不得凭物权请求权要求第三人返还该货币[23]。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近年来货币“占有即所有”规则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但其在司法实践中仍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相对匿名、分布式结算的技术特性,其权利移转仍然适用于“占有即所有”规则;与此同时,技术上的提升弥补了“占有即所有”规则的缺憾、增加了该原则的货币特定化例外情形,进一步保护了原货币占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法定数字货币基于其高度流通性,依然适用“占有即所有”权利移转规则。现有法币的权利流转之所以实行“占有即所有”,核心原因是货币为不具有个性特征的种类物,在流通过程中不需识别也无法识别其个性特征,如货币原占有人之外的主体拥有对货币的所有权,会造成货币原占有人在行使物权请求权时,必须逐一调查之后使用货币的主体,不仅会提高货币所有权人的行权成本,还会使货币流通的速度受到影响,不利于货币经济的发展[24]。而正如前文所言,法定数字货币在物理上的特定性对货币移转信息读取主体才有意义,而法定数字货币的持有人由于无法读取与改变货币中的信息,其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与现有法定货币具有相同的价值,法定数字货币相互之间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在此情况下,为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有序流通,需要具备占有与所有的完全合一性。
另一方面,法定数字货币增加了该“占有即所有”原则之外的货币特定化情形,从技术上弥补了“占有即所有”原则的缺憾。货币的特定化实现了货币占有与货币所有的分离,可进一步保护原货币占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现有法律规定,一定数量的货币可通过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实现特定化,但由于现有法币无法加载更多信息,使得用于特定目的的货币资金无法实现特定化。而在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原货币占有人可利用智能合约将用于某一目的的货币特定化。其一,原货币占有人可利用智能合约限制某笔货币资金的适用范围,此后原货币占有人不但可以监控特定目的资金的使用情况,在特定目的资金受到非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原货币占有人可以通过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追回该笔资金款项;其二,原货币占有人可利用智能合约避免错误汇款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在现有法币使用环境下,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转账,但由于疏忽被错误转入第三人账户,而第三人账户不久后因执行被法院查封,误转款项被法院扣划。而在法定数字货币使用环境下,货币原占有人可在智能合约上载明“如转账错误可返还原款项”,将货币有条件地进行特定化,如转账错误可行使物权请求权要求返还原款项;其三,原货币占有人也可利用智能合约约定,货币现占有人经原货币占有人同意后才能使用货币。例如,法定数字货币可运用于P2P网络借贷,由网贷平台发布由出借人与借款人参与的智能合约,并采用多方同时签名的“联合签名”技术解决资金使用的风控问题。在此情况下,出借人将法定数字货币转移至借款人账户,所有权不发生变动;只有在出借人同意并签名的情况下,借款人才能对某笔资金进行使用[25]。
(三)法定数字货币私法属性的立法初步设想
基于上述法定数字货币的私法属性,未来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私法规范时,应明确其物权客体属性,并建立相应的所有权流转规则与权利登记规则。首先,在明确现有法定货币所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物权客体属性。我国《物权法》并未对货币作出特别规定,仅在第六十四条中对“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存在较为笼统的表述。建议在明确货币所有权的基础上,将法定数字货币与《民法总则》中的网络虚拟财产相区分,使得法定数字持有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强的保护。其次,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交付移转效力和特殊情况下的“登记对抗”效力。一方面,可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动产物权交付生效的规定,确认一般情况下法定数字货币的移转实行交付生效;另一方面,对基于公共利益搭载智能合约的法定数字货币移转行为,登记中心应公开相应移转信息,同时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法律上应确认该登记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最后,确立法定数字货币“占有即所有”及例外规则。建议在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权利移转实施“占有即所有”的基础上,将货币特定化的范围扩大至搭载智能合约的法定数字货币,促使利用智能合约限制资金使用范围等目的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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