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

的影响

张金霞

2013-2-15 16:41:06 来源：《甘肃理论学刊》(兰州)2008年5期

作者简介：张金霞(1969-)，女，河南罗山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0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中国计量学院人文学院，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变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我们也应关注自凯恩斯主义实施以来，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对西方政治运动及其社会思潮的影响。本文选取当前西方较活跃的生态社会主义入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从而了解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本质区别，坚定科学社会主义信念。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 苏联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

20世纪70年代伴随西方绿色运动的兴起，诞生了一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他们表达了对人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并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但从本质上看，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其变革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都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的区别。本文从世界绿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影响。我们也再一次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在对世界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的流变，影响和斗争中，她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依然发挥巨大作用。

一、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运动方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绿色经典名著《寂静的春天》，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催生了公众绿色意识的觉醒。六、七十年代，伴随着西方绿色运动的兴起，法兰克福学派最先诞生一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威廉?莱斯和本?阿格尔等。他们发表了大量著作，有力地推动了生态运动由“绿色”(生态运动)向“绿色红化”(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变。还有德国绿党理论家鲁道夫?巴赫罗、法国的安德烈?高兹、美国的鲁姆斯?奥康纳、约珥?克沃尔、约翰?贝拉尔?福斯特等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生态社会主义宣称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界、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寻求新的途径和方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正如法国学者乔治?拉比卡所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逻辑，从而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和解决出路奠定了基础。”[1]生态社会主义经历了70年代的萌芽、80年代的发展、90年代的成熟期及90年代之后的转型期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渗透到绿色运动中，谋求“绿色”与“红色”(社会主义运动)的联合。60年代绿色运动初出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注意到绿色运动的政治方向，主张生态运动与实现社会主义相结合，并向“红色”方向发展。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其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批判了科技进步加深了人类社会“自然异化”和“劳动异化”状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和《反革命与造反》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继而宣称要为资本主义市场寻找替代方案。阿格尔出版的《论

幸福和被毁的生活》(1975)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的出版，创立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的成熟。阿格尔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得出生态危机论、异化消费论、“稳态”经济模式论。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的视角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直接推动了绿色运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向。

第二阶段，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开始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生态社会运动在80年代不断高涨。1980年1月，德国“绿党”公开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口号。1987年，国际绿党大会召开。生态社会主义迅速进入“红绿交融”和理论建构阶段。一些生态理论家如高兹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中，将生态运动进一步政治化；哈维在《资本的极限》、英国大卫?佩珀在《现代环境运动的根源》、阿什顿在《绿色之梦：红色的现实》等著作中，构想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要求，初步实现了“绿色”向“红色”的转化。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使其影响迅速扩大，成为20世纪末以来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绿色运动中其他派别的影响逐渐增大，许多派别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奥康纳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时说“资本主义可能存在着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会导致一种‘生态的’危机与社会转型理论”。[2]245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公开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理论家卢西那卡斯特林纳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指20世纪)的最后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此阶段理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结合，消除人的异化，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形态。

第三阶段，90年代，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展，生态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苏东剧变后，引发西方左翼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生态社会主义因对人类日益恶化环境的关注而被受重视，其理论进一步向“红色”独立阶段发展。1991年瑞尼尔?格伦德曼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1993年佩珀出版了《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4年高兹和劳伦斯?威尔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及《现代欧洲社会主义》问世。这些著作更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更多关注社会平等、社会正义、民主、全球化等问题，由生态中心主义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对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现象持否定态度。佩珀认为“??生态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需要求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众生的平等利益，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有计划的发展，从而在生态方面是友好的。”[3]241-242德国生态理论家鲁道?巴赫罗说未来社会没有安全和公正是不可想象的。“在社会生产日益发展的社会中，实现分配的公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可行的公平形式是生产的公平；而唯一可行的生产的公平的媒介载体就是生态社会主义。”[3]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应帮助不发达国家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虽然被划分为许多国家，虽然面临着地方性的生态问题以及贫困国家的饥饿等问题，但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全球面临的生态问题。至少在今后几十年内，全球性的合作和来自发达国家的帮助也是非常必要的。”[4]社会公正、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两大重要特征。

第四阶段，90年代之后，生态社会主义走向马克思的生态学“红色”理论建构时期。以克沃尔、福斯特与伯克特等为代表的生态理论者，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为基础，理性分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认为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2002)一书中，提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2000)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本质，从马克思关于

自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生态学的一致性。保罗?伯克特博士在《马克思与自然》(1998)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他们共同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生态学建构，为当今的生态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角

生态社会主义用新的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情批判，反对了绿色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并寻找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方案：

其一、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向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莱斯于1976年出版了《满足的极限》，用生态危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1978年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发展势头良好。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代之以生态危机理论。90年代，奥康纳超越了莱斯和阿格尔的思想，在《自然的理由》中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提出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的双重危机理论。奥康纳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外部自然所能提供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其二、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贪婪生产和异化消费。生态社会主义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贪婪本性和异化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与掠夺，主张把人的利益和需要放在首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过度膨胀。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非理性关系。指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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