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瞭望时评汇总(5)

波的委员关于“生娃先过道德关”的提案令人瞠目。

这样的提案出笼，不出意外，估计有三种可能性——

其一，在王委员看来，并不是人人都有权做父母，生孩子是需要具备某种资格的。只有在“源头”上解决了父母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他所忧心的“青少年走上歪路”的问题。

其二，作为政协委员，王先生确实提不出什么提案，可按规定又必须提。因此，王委员就随便写个提案应付“差事”。

其三，王先生虽然担任着政协委员，对推动社会进步充满热情，但政治水平、政策水平、文化水平以及法律意识等方面确实差一点。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至少在笔者看来，王委员就是个有点令人不安的人。你想，按他的逻辑，为了保证青少年不走歪路，准生证应该设道德门槛，那随后是不是还应该设政治门槛、学历门槛、收入门槛等门槛呢？

不过，笔者宁愿相信导致他提出那么“雷”人提案的原因是后两个。

但无论是“应付差事”还是“水平有限”，恕笔者直言，对类似这样提案的同志，确实要问问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政协委员的职务了。

理由很简单。一年才开一次的各级政协会议，对社会各界来说，是个多么宝贵的话语平台。而据有关资料，目前全国政协委员人数两千多人，相当于50万人中产生一个。而像王委员这样的省级政协委员，也是10万人中才有一个。可见政协委员这个职务是多么稀缺的“资源”。在改革开放进入更高层次、社会各界均有很多利益诉求迫切需要表达的今天，政协委员有责任和义务更加认真地履职，更加真实地反映自己所在界别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群众的意见。如果做不到，当然就不该继续浪费“资源”。

这番言论，肯定很刺耳。但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笔者以为，如果各级政协真能建立起对不称职者的淘汰机制，那人民政协将一定能更好地成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和表达各界利益诉求的政治舞台，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更加坚强的支柱。

相信这是全社会都愿看到的。

2010年第4期 瞭望时评：当心“中国需求”被炒作

经济低迷之时，本应是价格下跌之际，同时也应成为我国企业调整结构、降低生产成本的有利时机。然而，当我国政府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与“保八”目标提出后，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都“表现异常”。过去的2009年，沪铜价格上涨2倍，沪锌价格上涨近1倍，铜进口价上涨50%左右，铁矿石进口价格也有所上涨……

按照“需求决定价格”的基本原理，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复苏，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需求也日益扩大，相关商品价格上扬无可厚非。但目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这种“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的怪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需求”被国际贸易商和原料商刻意放大并炒作，加上国内某些贸易商也跟着哄抬价格所致。即便许多大宗商品涌至中国且远超实际需求，价格依然高位徘徊，从而使我国经济复苏付出过高成本。

对于此种尴尬局面，目标过分暴露是造成此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当我们想做什么、别人都一清二楚的时候，市场炒家自然能够利用贸易手段占得先机。因此，要想避免在国际市场中被人牵着鼻子走，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应学会韬光养晦，在国际市场上顺势而为，以在市场交易中获得较为有利的地位。

首先，在国际交易中不要过早暴露自身目的。比如，国家的一揽子产业振兴规划，能不能分季度发布，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改。当国家计划增加某一资源的战略储备时，也不要大张旗鼓地到国际上采购，而应着重发挥企业作用，尽量通过市场化方式来配置资源。

其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将相关行业内的企业集中起来，“抱团”到国际市场上采购。剔除美元走低的影响，在2008年底2009年初国际大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各个行

业本可顺应大势，到国际市场上进行集体谈判，从而以较低价格购进国内急需的资源产品。而实际情况却是因为协调组织不力，错失了这一大好时机。 再者，国家有关部门或相关行业主管单位应及时掌握国内企业进口大宗商品的总体情况，一旦出现进口过剩或进口价格过高的局面，应及时将这一信息向海内外发布，以回应那些依靠炒作“中国需求”而获取巨额利润的贸易商。与此同时，还应及时制止国内某些贸易商恶意参与炒作的行为。

毕竟，当我国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巨大贡献之时，换来的绝不能仅仅是以较高价格进口了超出自身实际需求的大宗商品。

2010年第4期 瞭望时评：三峡水库非温排“元凶”

在气候议题升温的氛围下，国际上近来有一“颠覆性”新论调，否认水电是清洁能源。原本只有热带雨林地区的孤证，便推而广之，广而告之，指责中国三峡水库等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元凶”。

前些年，有外国科学家指出，某热带雨林水电站在运行最初的10年里，所释放的碳是同量级化石燃料电站的4倍，遂对水电是清洁能源的说法提出质疑。2009年，有学者在美国一学术期刊上发文称，三峡水库某支流消落带的甲烷排放量比一些热带水库还要高，而甲烷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倍。三峡和气候都是热点议题，热上加热，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一般来说，水库之所以会产生温室气体，是因淹没范围增大，水体流速减缓，有机、无机碳会汇集到水库中。在一定情况下这些碳会以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形式，从水库水面、消落带、电站水轮机组等处被释放到空气中。

但不同水库情况千差万别。据我国专家介绍，三峡水库是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峡谷型水库，淹没深度较大，能量密度较高，流域面积较小，营养物质和碳的输入较少，且蓄水前已进行清库工作，因此是较为清洁的水库。在个别水域虽能形成排放甲烷的新湿地，但面积总体上较小，不足以形成大量排放源。通过优化水库调度、在消落带建基塘工程和林泽工程等措施，还可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据我国专家初步监测和粗略计算，三峡水库的温排系数仅为每千瓦时11克二氧化碳当量，远低于巴西热带水库每千瓦时160克的平均排放系数以及我国煤电每千瓦时1303克的排放系数，影响只能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计。

当年论证三峡工程时，关于生态环境影响确有争议，但其减排效应却得到一致认同。按设计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测算，三峡电站相当于每年节约燃煤50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亿吨，二氧化硫100万吨，以及其他大量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对改善地区环境，特别是防止酸雨危害和温室效应，功莫大焉。

因此，明辨三峡水库不同于其他水库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其巨大替代效应，才能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温排问题。“元凶”的帽子，自是担当不起。

当然，即使问题不大也不可掉以轻心。水库温室气体研究在国际上属前沿领域，没有太多成熟经验，我国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三峡水库也初长成，还有待系统调查以准确计算其温排量，并采取更多合理措施尽可能降低排放量。回应外界质疑倒在其次，对当地、国人负责方为首要。

2010年第3期 瞭望时评：朝鲜换货币的复杂效应

自朝鲜2009年11月30日宣布全面更换正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以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朝鲜这次更换货币是其建国以来进行的第5次货币改革，以前每次都是因为货币流通状况不利于当时的经济与政治形势而实施的，这次也不例外。

冷战结束后，朝鲜对政治和经济体制作了一些适度调整，如吸引外商投资，建立经济贸易区，扩大农民对农产品的支配权等。这些措施对活跃城乡经济，走出困顿的局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朝鲜逐步感受到了引进市场机制对搞活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在2002年进行了一次更为大胆的改革：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同时提高市场物价，并压缩政府对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配给，鼓励各部门自己想办法增加收入。这些做法比较明显地改善了朝鲜的经济状况，平壤和地方城市出现很多类似中国农贸市场的“综合市场”。同时，对城镇居民仍保留了粮食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定量供给制度。这样就出现了国营商店和自由市场价格双轨并存的问题。在国家配给不充分，自由市场出现物价暴涨时，拿国家工资的人们与靠个体经商或其他非法手段致富的人之间就出现了差距。

据报道，朝鲜政府当初规定在一周的时间内完成新旧货币兑换，换币的比例是旧币100元兑换新币1元，而且每人只能兑换10万元旧币，即只能换得1000元新币。一些人匆忙到黑市以旧币兑换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大批居民去抢购食品、衣物和家用电器等。 上世纪70年代末朝鲜也更换过货币，那时靠隐蔽的办法积攒了很多钱的少数人，因担心追究过多货币的来源，不敢把成堆的纸票子拿出来兑换。但是，这一次不同了。尽管靠个体经营致富的人还不是社会的大多数，但他们的钱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用自己的辛苦经营积攒起来的。

一个多月来，朝鲜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百姓思想和恢复经济秩序的措施。据了解，朝鲜政府通过党政和社会团体的各级组织向居民解释换币的目的和意义，对新旧货币兑换的额度和方式也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并首先对工人和农民发放了比较充足的新币。“综合市场”的经营范围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规范，但国营商店大都开门营业，居民的购物欲望依然旺盛。很多人因1：100的换币标准而得到了实惠，他们觉得自己是这次货币政策的受益者。 不过，朝鲜换币之后等于货币大幅升值，如果商品的生产与供应不能及时得到相应的增长，势必还会出现物价上涨。尽管这次换币会使一些暴富的人受到冲击，但只要多数老百姓感到生活更加有保证，这次货币改革就有成效。

2010年第3期 瞭望时评：拿什么拯救听证会

听证会漂洋过海，落户我国已十余年，但水土不服症状日显，人称好经被念歪了。尤其是价格听证，被指逢听必涨、作秀。

去年底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的“惊天一扔”，济南水价听证会上“哑然一睡”，更是引爆民间积攒多年的质疑和不满。甚至有人称，听证会别开算了，“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钱之外，也不过是给必须涨价这件事披上一层民意的外衣”。

主管部门急了。日前，国家发改委网站连续发文，以官方的高调与专家的权威，为听证会正名、打气：听证会是真听，不是“作秀”；不是“逢听必涨”，而是“逢涨必听”；消费者没有“被代表”(“代表”已改称“参加人”)；听证会的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正常的；总之，听证会有“重要作用”。

但是，无论怎样论证听证的必要性，解释涨价的合理性，都难以化解听证会的公信力危机。主管部门连篇累牍回应民意，也体现了想把经念好的诚意。但欲真正取信于民，仅靠“有关部门加强组织，提高工作水平”，是不够的。

听证事项多涉及民生，民生须以民权为后盾，听证会的初衷即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行民主之道。但它只是机制层面、技术层面的手段而已，譬如毛发，数量虽多，但分量轻，须扎根于民主政治的血管里，长在民主政治的皮上，方有生命力。否则就是装门面的假发，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

透过民众对听证会不满之声，背后其实是一种挫折感、无力感。听不听，不由己；取不取，更不由己。遂有把孩子与脏水一同泼掉之激言。 原本听取民意的听证会，在民意中“沦落”，推而言之，也显示出近年大热的“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的局限性。这些年，听证等机制层面的改革、探索，如星星之火，随处可见，但

难成燎原之势。为何？一个坚硬的瓶颈未打破：权力过大且得不到有效制约。如果没有更高层问责，曝光也是不怕的：其奈我何？替谁说话？

包括竞争性选举在内的授权民主、包括罢免在内的监督民主，此类民主政治的关键、基础环节须加快推进，参与权、表达权等“因变量”权利才能获得更大生长空间，“协商”才不会流于“进谏”。更何况，在普惠式改革已成过去、利益博弈激烈的当前，强势利益集团“纳谏”、“恩赐”、主动让步的空间已所剩无几。以加倍的勇气与智慧度过这一紧张期，理顺权力架构，权利才能舒展，权力自身也才能安稳。

“秀场”上可以打瞌睡，改革路上却不能迟钝麻木。

2010年第3期 瞭望时评：保障农民工权益就是扩内需

扩内需政策在2009年成效显著。但是,占我国流动人口90%以上,在城镇与城市就业的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由于权益保障缺失,他们的消费贡献远未达到与其在供给方面相称的地步。据估计,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还将有2亿农民进城。能否抓住城镇化机遇期,构建农民工权益保障网络,应作为培育扩内需消费群体的一项重要战略。

当前,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劳动条件较差、工资拖欠、居住条件差、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定居权。

解决农民定居权,能遏制土地占用过多过快问题。据国土部门统计,1997年到2005年,我国村庄建设比城市建设占地多82%。目前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为城市人口居住用地的11.4倍。在农村建房的主要是第一代农民工。若1.3亿农民工都在家乡建设一套占地180平方米的住房,全国就要占用3500万亩土地。

农民工医疗和教育保障也由于城乡二元格局出现“两头不落地”现象。根据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这意味着打工者家庭流入一座大城市后,针对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并未一同流动到这座城市。医疗方面,农民工在城市生病受工伤却没有城市医保。

《劳动合同法》实施近两年来,尽管工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数量和参保率快速提高,一些地区工业企业的工伤保险覆盖率甚至达到九成以上,但总体看,全国农民工参保率依旧不高。截至2008年底,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4942万人。按当年全国农民工2.25亿人计算,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比率不到1/4。与此同时,在城市家政行业、家装行业、餐饮行业等普通服务行业,数千万农民工仍处于行业性“无合同无社保”状态。

由于上述缺失,使得我国的城市消费在2009年尽管火爆,但主要靠1亿城市居民拉动。购买力存在结构失衡。

由于城市消费环境普遍优于农村且商品率较高,城市居民的消费一般多于农村居民。农民工的消费能力优于农民,又居住城市,是扩内需的潜在消费群体。把如此巨大的潜在消费群体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固然要提高农民工收入,让农民工有钱可花。更重要的,则是要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使他们真正敢花钱。

保障农民工权益就是扩内需。在当前乃至相当一个时期内,这个口号要叫响,更要落实。

2010年第2期 瞭望时评：奥巴马在也门“开打”难

岁末年初，美国反恐警报再次拉响，除了在美国本土加强安全检查，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以外，奥巴马政府又将反恐之剑指向了一个美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也门。美国政府官员声称，有迹象表明，也门的基地组织正在壮大，并有可能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如果我们不采取先发制人，也门战争将是明天的战争。”英国首相布朗也形容，也门是恐怖主义的孵化器，而且有潜在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养尊处优的地方。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濒临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是国际政治舞台主要政治力量的着力点。长期以来，也门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它有着相对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却没有像其邻国沙特、阿曼那样幸运，依靠石油发家致富，2008年人均GDP不到

1000美元，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它是阿拉伯世界古代文明摇篮之一，也在形式上建立了现代国家，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是一个由各种部落组成的集合体；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统一，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教派斗争、国家分裂与反分裂以及宗教矛盾从未真正完全停止过，政府的统治能力和治理能力相对虚弱。这些矛盾的因素加上也门一些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也难怪基地组织选择这里安居落户。西方掌握的情报显示，目前约有1200名基地组织成员藏匿在也门的沙漠地区。 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应对也门出现的恐怖威胁无非就是三种方案。一是依靠也门现政权打击基地组织，这需要向也门施加更大的压力，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也门提供反恐能力；二是谋求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通过相关决议，对也门的基地组织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三是继续高举先发制人的大旗，开辟反恐的第三战场，然后在也门进行国家重建，“根除”基地组织生存的土壤。

但奥巴马政府在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情况下，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再开辟一条新的反恐战线，而谋求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又必然受到其他大国的牵制。同时，萨利赫政府与美国走得虽然很近，但不大可能接受美国派遣地面部队来也门打击基地组织。综合来看，奥巴马政府的最优选择依然是一手胡萝卜——增加对也门的援助，进行合作反恐，一手大棒——向也门政府继续施加压力，并在特定的情况下采取秘密的直接打击。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奥巴马来说，也门已经成为一个赌局。这场危险赌博游戏的结果难以预料，但将会对美国政府的外交走向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010年第2期 瞭望时评：治理城市“死角”需立体思维

一边是蓬勃发展的城市经济，一边是汹涌入城的流动人口，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城乡接合部地区承接了大量流动人口，也因此，这一地区往往被视为城市化发展的“死角”，久治难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成为城乡统筹发展一道必须迈过的坎。

据悉，2010年，在总结上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将以“创新性思维，采用市场化方式”，在流动人口集中的50个重点村展开拆迁改造，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新路。计划虽好，但此项工作要想全面顺利铺开，还需求解三大难题。

首先，繁荣的出租房经济加剧拆迁矛盾。出租房之所以会繁荣，是因为这些地区所承接的不仅仅是“本地人”，更多的则是外来流动人口。比如，京郊某户籍人口仅2800多人的村，容纳了近5万名流动人员。对本地人来说，出租房屋是他们获得稳定收入的重要来源。为此，大都属于违章建筑的出租房依然越建越高越密、越建越豪华。而预期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更刺激了一些村民加紧建造。如果严格执行“城中村”改造政策，必将导致尖锐的拆迁矛盾。 其次，“食利阶层”出现增加农民就业安置难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城乡接合部地区村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能力差，就业门路少，对出租房收益依赖程度大，其中一些人成为“主观剩余劳动力”和社会“食利阶层”，过着无所事事、得过且过的生活。拆迁改造后，即使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就业，但长期的“食利生活”必然会减弱他们发展的动力。与城市居民和外来农民工相比，这些农民在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发展面临困难。因此，改造后的就业安置，成为制约改造进程的又一大障碍。

再有，外来农民工安置问题给城市管理带来新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租房经济繁荣的现象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本地人通过出租房屋获得一定的收入，而外来人则以相对较少的花费谋取了一个安身之所，成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群体“天然”的聚居区。如果处理不好外来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其后果很可能是：“城中村”不断从城市中心区向远郊区迁移，刚治理好一批，又出现一片；或者是“城中村”虽退出历史舞台，但城市部分社区的群租现象日益突出，带来更多安全隐患和社会矛盾。

因此，改造城乡接合部这样的城市“死角”，需要主管者多一点调查研究，少一些“拍脑袋”；多搞因地制宜，少搞“一刀切”；多讲以人为本，少出霹雳手段……如此才可能实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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