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背景下产业布局安全与发展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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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背景下产业布局安全与发展评价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摘要:面临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府间谈判的需要，更是我国必须要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低碳发展与产业布局安全关系日愈突出。特别是对于新兴资源型省区，在低碳发展目标下，产业安全有其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点，需要具体深入研究。本文以低碳经济和产业安全理论为基础，通过对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的实证分析，将产业低碳化水平测度指标引入产业布局安全评价研究之中，创新性地构建了资源型地区低碳背景下产业布局安全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工业支柱产业安全状态为基本安全。分析结果同时反映出陕西产业布局安全方面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认为陕西产业布局安全主要路径是产业低碳化。文章提出的低碳背景下陕西产业布局安全发展的对策建议，也为其它资源型地区产业布局安全与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低碳发展产业布局产业安全产业低碳化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与国之间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经济关系日趋复杂，而产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逐步突显。产业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产业安全的相关研究也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国外关于产业安全的研究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但产业安全（产业保护）的经济思想却源远流长并散见于从斯密的《国富论》开始的各流派经济理论当中。国外学者相关研究可大致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对产业安全理论研究。波特（1990）的研究主要考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产业发展与安全在受到国外更高生产率的竞争对手时将面临威胁；布雷（1986）、穆勒（1849）则主要考察跨国公司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二是对产业安全评价分析方法的研究。这方面代表人物是俄罗斯经济学家B·K·先恰戈夫在其著作《经济安全-生产、财政、银行》中提出了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关指标。

国内学者对于产业安全的研究开始于外资大量涌入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主要是对国外产业安全文献进行借鉴整理，试图形成适合于中国的产业安全理论。但理论研究大多局限于产业安全概念的讨论，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如下：赵世洪认为，国民产业安全是指一国要在国际竞争中达成国民产业权益总量及其在国内份额的最佳组合[1]；王允贵、于新东、张立的研究则主要从强调控制权的角度对产业安全进行了界定；杨公朴等、夏兴国、景玉琴对产业安全的概念界定着重强调了竞争能力。然而对产业安全概念的研究至今仍未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体系。对于产业安全评价方法的研究已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比较权威的指标评价体系有两个：一是2002年“经济安全论坛”提出的制造业安全模型体系。[]该体系认为制造业的显性安全对是制造业行业和产品的现行状态进行的描述，是属于制造业之内的经济安全；而外部安全则还要包括对国际经济关系、国内科技水平和国内宏观经济条件等因素的描述。[]二是“中国入世后产业安全与政府规制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产业对外依存度指标和产业控制力指标构成。[何维达]此外其他学者也从不同产业和不同角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许芳等从生态学角度对产业安全进行研究，将生态系统评价原理引入产业安全评价体系，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景玉琴则在上述第二种权威体系的基础上，强调了产业国内环境评价，并重构了产业安全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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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观上述研究，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具体视角，其具体评价指标的选择侧重点有明显差

别。尽管未形成一致认可的标准指标体系，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开放式评价体系。当前研究仍存在不足和进一步完善之处：一是某些指标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某些指标与产业安全相关性不足；二是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低碳发展的相关指标未纳入产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三是已有研究多从国家宏观层面研究整体产业安全，缺乏对区域产业安全的研究。产业安全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低碳发展背景下，产业布局安全问题又被赋于了新的涵义：低碳发展不仅仅是应对气候问题及绿色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对未来整个国际市场和全球新贸易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国或地区产业布局安全问题必须与低碳发展紧密结合，才能应对新的挑战。当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各省区产业布局特点各异，产业安全状况差别较大。中西部地省区多为资源型地区，其产业布局及安全与其他类型地区相比又有特殊性，比如陕西省。本文基于低碳视角对区域内产业布局安全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尝试建构反映低碳发展水平的区域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陕西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低碳发展与产业布局安全

（一）资源环境约束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古典经济学中，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是最早注意到日益增大的土地资源相对稀缺性可能束缚农业发展的学者。李嘉图(David Ricardo)进一步阐明了土地资源禀赋制约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古典经济学家基本把自然资源禀赋状况看作是经济增长无法逾越的限制。面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古典经济学观点完全不同。由于土地等资源变量非显性等特征，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抛弃了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变量。然而在索洛和丹尼森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又明确提出自然资源变量（Y=F（K，L，R，A）中，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投入量，R为可耕地和自然资源存量，A为要素效率）。可见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约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约束程度极不相同，同时人们对资源环境要素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经济的增长会由于自然资源的枯竭而停滞；而经济的发展也会由于环境对污染的可承载力下降而受到影响。

当前，世情和国情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给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资源环境瓶颈必然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经统计测算，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工业中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从0.426上升至0.4399。与此相应，能源消耗与CO2的排放量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如图1、图2所示。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40.12万亿元，而全年能源消费总量32.5亿吨标准煤,较上年增长6%。从2001年到201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工业能源消费量逐年增长，工业能源消费量占能源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01年的69%上升至2010年的73%。从能源系统利用效率来看，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大致为32%，较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依照这种资源利用发展态势，按预计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4万亿~5万亿美元的水平，资源环境的负荷将是当前的4~5倍。快速增长的能耗水平也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图2所示，从2001-2010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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