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疾病预防的优秀论文欣赏（共2篇）(5)

　　尽管临时集合中心的医疗条件有限，但没有一位日裔因得不到医疗照顾而身亡。在紧急情况下，临时集合中心的医生会叫救护车把病人送到“特殊的地方”。②然而，临时集合中心只是日裔迁徙的第一站，等待他们的是正在建设的多个拘留营。③只要拘留营达到基本的生活条件，美国军方便会以每日转移500名日裔的速度，把他们送进拘留营，同时把管辖权一并移交战时安置局。

　　三、拘留营的公共卫生问题及医疗照顾

　　1942年10月27日，美国军方最终将11余万日裔人口从临时集合中心转移至拘留营。临时集合中心医护人员所做的检疫与疫苗接种工作，避免了恶性传染病的爆发。加之临时集合中心的选址靠近市镇，医护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将患者送往附近公立医院进行医疗救治。因此，临时集合中心所提供的医疗照顾尚能满足日裔民众的基本需要。然而，在更封闭隔绝的拘留营中，美国政府能否提供符合1929年《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医疗照顾，取决于他们能否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应对机制。尽管拘留营的选址是战时安置局委派专家考察后审慎决定的，④但是10个拘留营分别建在西部州的荒漠和阿肯色州的沼泽地区，这些区域内严酷的自然环境极易诱发地方性疾病的流行。在防治流行病的过程中，战时安置局致力于完善医院救治体系，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与宣传教育，由此逐步确立了以拘留营的医院为中心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照顾制度。

　　截至1942年11月，10个拘留营的日裔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但至少半数拘留营的医院仍在建设中。在这些医院投入使用之前，战时安置局要求军方建立临时诊所。在医疗设备严重短缺的临时诊所，日裔医生和护士不得不借来食堂的炉灶和应急锅炉，通过煮沸饮用水等办法，防止伤寒、副伤寒、痢疾等肠道疾病流行。⑤1942年末，以美国陆军医院为模型的10个拘留营的医院全部运营起来。这些医院均配置150至200张床位，设立的科室有普通内科、普通外科、儿科、妇产科、手术室、实验室、普通病房、隔离病房、药房、康复科、牙科、验光科，医院另设有专门的厨房等。⑥拘留营的医院院长和护士长全部由白人担任，在他们的领导下，以日裔医生和护士为主体的医疗卫生团队开始了流行病防治工作。

　　1942年秋末冬初，位于亚利桑那州南部沙漠中的希拉河拘留营内，近1/4的日裔人口突发高烧，身体疼痛，甚至不能下床，病情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该拘留营的医生怀疑营内出现了溪谷热（valleyfever），经斯坦福的一所球孢子菌病研究室的样本化验后，这一推断得到证实。溪谷热病是由球孢子菌引发的真菌感染，是春冬风沙季流行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的一种地方性疾病。①此后，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加强了对公共环境与食堂卫生条例的落实，并组成卫生小队，定期对营地内的公共场所进行卫生检查。卫生小队每天对公共浴室和食堂进行卫生检查，给最佳者颁发流动红旗，对未达标的予以通告整改，达标后才能运营。②

　　1943年2月底，科罗拉多河拘留营和格拉纳达拘留营内出现了小儿麻痹症。3月初，战时安置局与全美小儿麻痹症组织协会、联邦公共卫生服务局、加州公共卫生服务处磋商后，委派流行病学家威廉姆·哈蒙（WillianHemmon）前往科罗拉多河营地进行调查。不久，哈蒙博士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该报告认为，小儿麻痹症是一种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婴幼儿比成年人的感染率更高，尚无针对性疫苗。该拘留营已出现6例小儿麻痹症，其中3例确诊患者接受治疗后出现明显好转，其他疑似病例和食堂工作人员被送往旧金山进行全面检查。此间，亚利桑那州公共卫生服务局还派遣注册护士前往西北大学接受相关的医护培训。培训结束后，这些护士便即刻前往科罗拉多河拘留营，展开防疫工作。③此外，各拘留营中的医院多次开展系列卫生讲座并放映防疫宣传片，在日裔民众中普及疾病预防和医疗急救知识。④这些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众主动改变卫生习惯，推动了医院防疫工作的落实。1946年战时安置局的最终报告显示，所有拘留营总共只发生了19起小儿麻痹症病例，并未引起严重的社会恐慌。⑤

　　拘留营出现的流行病中，肺结核病的预防和医治是最大的难题。1945年链霉素发现前，肺结核被称为“白色瘟疫”，被视为绝症。拘留营中的日裔民众普遍认为，肺结核是“穷人病”，会祸及子孙婚姻。由于患病者总是被污名化，所以拘留营中肺结核病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⑥为有效管控疾病，各拘留营都采取了以下对策：首先，战时安置局反复宣讲肺结核防治知识，劝诫患者杜绝隐匿。其次，为尽可能找出隐匿的患者，医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疾病史问卷调查，要求疑似肺结核患者接受检查。再次，医院配置了X光检测仪和医用实验室，医生们使用新的医学技术对带有结核病体征的病人进行诊断。最后，医院设立了专门的肺结核病房区，隔离确诊患者。⑦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核病的传染。但隔离患者的死亡率一直很高，肺结核（206例）仍是拘留营中次于癌症（407例）和心脏病（293例）的第三大病死因素。⑧

　　由于临时集合中心的疫苗接种以及拘留营中的有效预防，日裔人口中没有爆发天花等致命性传染病。在医院的防治并举下，即便个别拘留营爆发了小规模流行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并不高，几乎与同等人口规模的普通美国社区相当。⑨然而，防治流行病要求更多的医护人员，这一要求使得拘留营内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一方面，拘留营中的医疗任务日渐繁重；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裔医生和护士通过重置项目?走出了拘留营。1943年底，拘留营中的日裔注册护士减少至11人，日裔实习护士只剩3人。尽管公共卫生服务局指派了一些白人与非裔护士，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远不足以解决护士匮乏的问题。拘留营中的护士与患者比率仅为1：32，远低于安全标准的1：21。①护士数量的缺乏，不仅限制了医院可提供的医疗服务种类，也使得医疗照顾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种情况，各拘留营中的医院多次开设护士助理培训班。参与培训课程的日裔女孩在注册护士的指导下，初步学习细菌学、解剖学、生理学、营养学等课程。②课程考核合格者，即可开始护理工作。据统计，至1943年末，科罗拉多河拘留营、托帕斯拘留营与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其助理护士人数分别为75位、85位与95位。③

　　此外，医疗设施不足是各拘留营中的医院所面临的另一大难题。1942年7月，图乐湖拘留营中的病人为获得治疗向医院提议，以患者自愿集资的方式购买一台戴维森牌或麦克森牌的人工气胸仪。④1942年9月20日，希拉河拘留营的医院院长杰克·斯利思（JackC.Sleath）承认，医院虽然建有X光检测室，但是X光检测仪迟迟不到，已严重影响了对肺结核患者的诊疗。⑤1942年11月，在怀俄明州心脏山拘留营中，医院手术室由于医用床单和消毒设备的短缺，导致一般的小手术都无法进行。⑥战时安置局对医疗设备匮乏问题颇为重视，积极为各所医院争取了更多的医疗设备。⑦此后，各拘留营医院的医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1943年共收治了7997位住院病人和156908位门诊患者。⑧其中，口腔护理和对弱势群体的医疗照顾，在实践中逐渐发展为营地医院的“特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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