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疾病预防的优秀论文欣赏（共2篇）(3)

　　一、对日裔的强制驱逐与传染病的出现

　　珍珠港事件后，很多美国人认为，夏威夷的某些日裔充当了“第五纵队”的角色，⑥帮助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军珍珠港基地。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事发数小时内就对“可疑的”和“危险的”日裔进行逮捕，但这远未打消公众对日裔民众是否“忠诚”的疑虑。1941年末，《赫斯特报》专栏作家亨利·麦克莱摩主张，“把这些日本鬼赶得远远的，在内地恶劣地区给他们一块地方。……让他们在那里吃苦、受罪、挨饿、送命。对于敌人，血管里流动着敌人血液的任何人，我们切莫好心容忍”。①就连那些被视作民权维护者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加利福尼亚州首席检察官厄尔·沃伦以及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等人也致信总统，要求驱逐美国西部的日裔公民。②这种歇斯底里的反日裔种族主义言论，折射出美国公众对日本的认知转向。长期以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听话而不凡的摹仿者”，但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改变了美国人民对日本的看法，尤其是对国内日裔的态度。③要而言之，同仇敌忾的美国各州政府和人民要求，对来自敌国的日本移民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进行驱逐或监管。

　　事实上，从法国沦陷开始，罗斯福总统就对美国国内是否存在“第五纵队”保持高度警惕。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他先后指派约翰·富兰克林·卡特④、最高法院大法官欧文·罗伯特、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罗伊对日裔民众与美国西海岸之间的安全问题进行调查。1941年秋，约翰·富兰克林·卡特在接到指示后，委托芝加哥富商柯蒂斯·芒森对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的日裔民众展开秘密调查。芒森在呈递卡特的报告中称，日裔群体看似忠诚，但一旦战事爆发，那些隐藏的不忠分子必然成为美国西海岸安全的严重威胁。由此，他建议，应逮捕一切可疑的日裔，无论他们是否具有美国公民身份。⑤此外，罗斯福还指派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特调查美军为什么会在遭遇偷袭时毫无准备。罗伯特在调查报告中表示，倘若夏威夷的反间谍工作更为严密完备，那么至少可以降低美军的损失程度，因此，西海岸必须加强反间谍工作。⑥1942年1月底，罗斯福授权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罗伊，全面评估西海岸的安全局势。麦克罗伊在调查后向罗斯福报告，日本在美国的间谍网络既包括第一代日裔也包括第二代日裔，威胁到了美国西海岸的安全。⑦

　　三次调查结果使罗斯福意识到，就算98%的日裔民众忠于美国，而2%的不忠诚者亦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这一安全威胁必须消除。⑧1942年1月23日，美国破译了东京发往利马的一封“魔法”情报，⑨上面写道：“我们在珍珠港的卓越表现，主要是基于当地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我们没有把握对英美实施决定性重创，但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情报部门能提供多少信息。”⑩越来越多的美方情报显示，如若不能立即彻底摧毁日本在美国的间谍体系，西海岸的安全不可能得到保障。

　　此外，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虽未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但却频繁骚扰美国西海岸，几乎每一艘离港的美国船只都遭到了日本的袭击。①这种袭扰一方面加剧了美国民众对战争随时迫近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坚定了美国陆军部严厉对待潜在敌人和排除一切安全隐患的决心。与此同时，轴心国在欧洲战场长驱直入，盟国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受挫。美国政府认为，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军事安全和争取民众支持。罗斯福向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Stimson）发出指示：“只要你认为是最佳选择，那就去做。”②在公共舆论的压力和军方的要求下，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以战时需要和国家安全为名，迫使日侨及日裔美国公民全部迁离美国西海岸。

　　1942年3月2日，经美国陆军部授权，西部防区总司令约翰·德威特（JohnDeWitt）中将发布一级军事公告，划定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西部以及亚利桑那州南部1/3的地区为军事区，同时驱逐军事区内所有日裔。③据此，日裔民众可自行迁离，移入非军事区。然而，并非所有的日裔都立即理解了局势的严峻性。部分日裔民众在观望中期待局势发生逆转，或是找不到合适的新居，或是对自己的公民身份抱有幻想，认为自己不在撤离行列中。④因此，最初日裔自行迁离的进展非常缓慢。另外，他们在迁离时更多地选择靠近西海岸的内陆数州作为目的地，如爱荷华州、内华达州等。然而，这些州的白人对即将迁入的日裔人口同样十分排斥。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一致表示，“如果日裔人口在加利福尼亚是危险的话，那么对于拥有大量战略性产业的内陆州来说，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⑤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奈特下令，禁止任何载有日裔的车辆驶入本州。⑥鉴于自行迁离的收效甚微，以及迁离过程中迁入地的抵制，德威特中将于3月27日发布第4号军事公告，禁止军事区内的任何日裔民众擅自离开现居地，由军方统一负责将其转移到临时集合中心。⑦

　　然而，对11余万名日裔民众进行集体迁移与管理，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工程。如果完全由军方负责，势必分散陆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甚至影响前线作战。因此，1942年3月18日，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102号行政命令，宣布成立战时安置局（WarRelocationAuthority），任命弥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Eisenhower）为局长。⑧4月7日，为了确定撤离日裔的最终去向，西部防区司令部和战时安置局召集西部各州代表在盐湖城召开会议，希望各州能接纳日裔。在会议中弥尔顿意识到，与会州代表们非但不关心日裔的权利，反而更致力于将其排斥在本州之外。⑨于是，战时安置局当即决定，先行兴建安置中心（WarRelocationCenter）。不久，弥尔顿被调往战争情报处任职，农业部的狄龙·迈尔（DillionS.Myer）接任局长一职，继续开展对日裔的安置工作。

　　日裔的安置去向逐渐明晰后，11余万人在集体迁徙中所潜藏的传染病危机，随即引起美国军方和战时安置局的关注，制定公共卫生应对预案迫在眉睫。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大多数疾病的存在依赖于潜在宿主的庞大数量，传染病只有在上千人的社会里才能延续。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中心，毫无例外都是规模巨大、组织复杂、人口密集的城市，在欣欣向荣的城市里，频繁的交往可以使病原体不间断地从一人传染到另一人。直接在人类之间传播而无需通过中介宿主的细菌和病毒性疫病，首先是文明社会的疾病，包括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天花等，也就是现代人所熟悉的常见儿童病。①对于大部分传染病的病原体，城市居民因已接触而具有免疫力，细菌和病毒与人类宿主的免疫系统实现了一种平衡。可是一旦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聚集达到一定规模，感染就会重现，强壮的农民子弟几乎和幼小的儿童一样，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的营养不良者，死亡率更高。②在被驱逐的日裔民众中，农村人口占45%，20岁以下者占41%。③因此，美国政府十分担忧，在集体迁徙的过程中，传染性疾病将会在城乡混杂的日裔人群中爆发。显而易见，对日裔民众进行检疫和疫苗接种是必不可少的，把他们从临时集合中心分配至安置中心亦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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