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联(5)

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文化可以追溯至法家思想。毛泽东本人深受法家文化影响（周溯源，2013），他鄙夷儒家的墨守成规，声称“我们不做宋襄公”，在1912 年他16 岁时，就写下了《商鞅徙木立信论》，“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商鞅之法良法也”，他毕生的政治实践也践行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政治理想。当然，在当今民智已开、理性张扬、信息充分的互联网时代，法家思想在面向未来、严格法纪的同时，更加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充分的信息沟通、平等的对话交流等其他文化流派的补充和完善。

3.批评与自我批评（儒）。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法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最根本的作用，在于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批评可以帮助别人改正错误，自我批评可以帮助自己改正错误。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三个臭皮匠，就可以抵的上一个诸葛亮。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虚心接受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就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对他失去了作用，也就导致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和失误。

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可以追溯至儒家思想。批评针对别人，自我批评针对自己。儒家更强调自我批评，将个人修养与治国理政紧密结合在一起，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一种自我批评。在《大学》中，治理国家是一个连续的顺序，即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从格物到修身，讲的是通过学习，端正内心，增进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个人修养的自然延伸。在《贞观政要·论君道》中，唐太宗李世民自己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自我批评是一种自我内心的活动，无需装样子或做表演，因此应该做到“慎独”“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就是政治的规律，治理的法则，不敬畏这种规律，不遵循这种法则，就必然会遭到规律和法则的惩罚。

4.纪律（法儒）。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组织，一定要有严格的纪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政党，靠的就是严格而合理的纪律。在革命战争年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我党我军的严格纪律升华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一手硬、一手软，党的纪律建设松弛，贪腐严重，也使得党和国家处于危险的边缘。重新回顾王阳明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还是因为我们对于纪律的认识不够。纪律，并非约束个人行为的笼头，而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武器。自律和节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和丰富，因此任何一门宗教都强调戒律的重要性。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员就应该遵守比普通民众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对于国家、党和党员都是更优的选择。

法家和儒家都认知并强调纪律的重要。法家的严刑峻法是秦国富国强兵、统一六国的直接原因，当然法家只重视法制作为一种有形制度的重要性，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没有及时调整政策而导致亡国。儒家的“礼乐教化”则是一种无形的纪律，《礼记·王制》写道：“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因此，同法家的法治一样，儒家的礼治同样可以惩罚甚至“杀人”。但不同的是，当显性的纪律内化为隐性的文化时，才能得到更多组织成员的自觉接受和遵从，实现从不敢腐到不想腐的升华。

四、党内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作为近两百年来的强势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党内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根据文化发展与演化的基本规律，可以有以下几点基本判断：（1） 中国传统文化和党内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冲击是正常现象，对此，我们不应排斥，也不必畏惧，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也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约瑟夫·奈，2016），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是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2）我们应该研究、学习、借鉴和欣赏西方的优秀文化，摒弃其糟粕文化；（3）中国的崛起，以及党的发展和建设，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包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精华，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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