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联(4)

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来源都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具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并非这些文化的单一发展，而是它们的融会贯通。每一个具体的统治者、政治家、官员以及普通个人，都深受这些文化的综合影响，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他们的思想构成，以及他们在面临具体社会情景和事件时的思考、决策和行为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标签化或者脸谱化。

三、党内政治文化

自1921 年正式建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6 年的风雨历程，尽管存在失误和不足，但就主体而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和赞誉，形成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同样符合文化发展与演化的基本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党在早期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文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70 年代晚期，开始改革开放，扭转并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治文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重塑了党在新时代的政治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党内政治文化受到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挑战和冲击，党内政治文化不断发展演化，“与时俱进”是党内政治文化以及相应制度和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每一代领带集体都能够根据时代的要求，在原有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添加新的内容，但党的公共性始终保持不变。表1 显示了党内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文化内核以及相互之间的大致关联。

党内政治文化在立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融合了西方文化的部分成果。党在未来的发展以及各项事业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

1.公共性（儒家）。公共性是共产党政治文化最为本质的要求和特征，这一要求和特征，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至今，从未改变。没有人能够怀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公共利益而抛头颅、洒热血，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和一生。毛泽东于1944 年9 月8 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党章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党的公共性的集中体现。这种公共性是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获得执政合法性、保持先进性的根源和基础。它可以追溯至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贪腐成为党内一种普遍的现象，它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破坏了党的合法性基础。贪腐是对党的公共性的一种破坏，当官不再是为人民服务，而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为自己的家族和子女服务。这种现象和行为，不仅被党的原则和宗旨所不容，也被传统文化所不齿。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党已经给出了答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是让党员和领导干部害怕和畏惧贪腐的后果，不能腐是从制度上杜绝贪腐的漏洞和可能，不想腐则是从思想和精神层面认识到贪腐的错误。当我们真正理解了王阳明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明白贪腐及其享受和纵欲并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行为。共产党员应该有这个理想和觉悟。

2.与时俱进（法家）。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一个僵化保守、教条机械、墨守成规的政党，相反，它是一个积极进取、灵活多变、务实创新的政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在任何时期取得事业成功的保障。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美加以结合。邓小平将国家建设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是党与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的表现。在当前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以及24 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党在现阶段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演化做出的综合判断和顶层设计。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接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上，尤其是在过去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它的政策经历了巨大的调整和变化，当然，它的公共性以及对人民的承诺则始终未变。相反，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转型主要通过执政党的更迭来完成和实现，例如美国1981 年上任的共和党总统里根，取代了其前任民主党总统卡特，由此开始了美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再如特朗普总统上台后，试图全盘否定其前任奥巴马总统的医改、气候、移民等各项政策。西方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国家政策的大幅变动。在与时俱进这种文化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上也具有独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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