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联(2)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绝非一成不变，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纯粹的单一文化，任何文化都是多元文化的杂交与融合②。如果某种文化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它就可能逐渐被人们放弃和遗忘，这就是文化的消亡，当然其中的某些元素或成分也可能融入其他文化而保留下来，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些公约要保护的，就是正在消逝的某种文化现象，例如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以及“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则是那些能够适应时代需要，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模仿和传播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制度器物。亨廷顿（1998） 将当今世界的文明归纳为5 个主要文明③：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可以从西方文明中区分出来的东正教文明和可能存在的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另外还有7 个不复存在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在这些文明中，西方文明无疑是当代最为强势的文明或强势文化，紧随其后的则是日本文明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异常丰富的内容，但就其主体内容和思想来源而言，可以大体归纳为儒家、法家、墨家、道家、佛家等，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化杂糅成当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中，儒家占据主导地位。按照上述文化创建与演化的规律，儒家文化在距今大约2500 年前由孔子（前551- 前479） 创立，经过其后179 年的孟子（前372- 前289）的发扬光大，再经过历代先贤先儒和政治家在思想理论上的添砖加瓦和政治实践上的发展变革，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主体思想，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儒家文化的价值内核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性；性善；仁爱；公平。从这些方面的价值内核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首先，儒家文化强调公共性，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天下。《礼记·礼运》篇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治理天下的大道，就是天下为公。清末思想家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原法》的含义，就是推原和推究君主或者政府、大臣或者官员、法律和法治的本源和本质。政府、官员和法律的本源和本质，就是它们的公共性。正如《原君》中所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君主、官员以及今天的共产党员，就是这种不以一己之利为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那样的“仁者”。其次，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因此，任何人———即使他是犯罪分子或恐怖分子———都可以被教育、被改进、被提高，都可以通过慎独、反省和学习，分辨事物的善恶美丑，认知事物的价值，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有教无类”，朱熹所谓的“为有源头活水来”，以及王阳明所谓的“致良知”。再次，儒家认为，仁者爱人。正是因为人性本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关爱他人，关爱他人，也就是关爱自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便对于那些犯罪分子或者恐怖分子，社会需要对他们进行禁制、处罚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们从心底仍然应该对他们报以同情和关爱，以爱来化解仇恨，而非以暴易暴。最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思想，从根本上宣告一切歧视和特权的不正义和非法。如果自己是女性、是少数族裔、是弱势群体，我们不愿意别人歧视自己，那么，我们同样也不应该歧视他们。需要强调的是，儒家在传统社会中的纲常和礼仪，例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礼记·王制》篇中的“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一种在当时社会状态下的秩序和制度，它们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中性的管理工具，而非政治上的不平等。即便在当今时代，政府和公司中的科层制度中，同样存在上级与下级在职位、职权、待遇等各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别，都不应当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平等①。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儒家文化同样存在巨大的缺陷。儒家文化最主要的缺陷大致有4 个方面：因循守旧；过度顺从权威，强调社会稳定，缺乏挑战和创新精神；过度的礼仪导致虚伪；缺乏对自然的探索精神，轻视科学和技术。首先，儒家学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基本上存在于过去，而非现在和未来，所以许多儒家学者泥古不化，不愿面对现实，锐意革新。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尧舜禹、汤文武的时期，所以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然而，即便是最近的周武王（不详~ 前1043），距离孔子也已经有约500 年的历史，所以夏商周时代的理想社会，更可能是儒家学者的美好想象而非社会现实。其次，与守旧性直接相关的，是儒家迷信和顺从既有权威和制度，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缺乏打破常规、挑战现实的创新精神。他们往往只看到制度与文化的稳定性，但忽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与文化的变动性，因此，难以做到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传统社会中的改革家，往往都是法家，至少是深受法家影响的儒家②。第三，后期小儒和腐儒过于强调和维护礼仪的社会功能，过度的礼乐教化异化成为虚礼、腐礼和繁文缛节，礼仪成为部分儒生吃饭骗钱的买卖，理学先生、道学先生成为虚伪的代名词。第四，儒家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和伦理学问，注重向内对个人内心精神层面的挖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但基本忽视向外对自然界的探索，将科学技术的发明贬斥为“奇技淫巧”③，因此最终在西方船坚炮利的进攻下败下阵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儒家文化就劣于西方文化，正如钱穆在《人生十论》中所言，西方文化为外倾型的，注重向自然界追寻真理，而中国文化为内倾型的，注重向人的内心深处挖掘真理。这两个方面都永无止境①。仅仅强调自然科学而忽视精神和人文，人心就会迷惘，这可能是西方人在近代出现精神危机的深层根源；仅仅强调伦理道德但忽视自然探索，社会也会显得过于僵化保守。当然，儒家文化的这些缺陷可以被法家的务实求变、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墨家的兼爱节用等思想加以弥补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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