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幼儿园教育——基于《新三种文化下的学前教育》视角(2)

 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早期教育，经济改革带来了合资、外资产业和民族企业的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和其他国外连锁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开办一些幼儿园推广双语（汉语和英语）教育，24小时看护制（寄宿学校的回归），和其他一些科技技术辅助的课程。中国的许多新公司纷纷加入了这个私有化进程所创造的市场空间，与国外企业相互竞争。在过去的十年里，公立幼儿园的数量骤减而私立幼儿园的数量迅速增多。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决定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而这种新的经济形势需要新的公民。对幼儿教育的新方法显然是培养这类公民的重要策略。依照这种逻辑，中国幼儿教育快速地、义无反顾地朝着更加注重建构主义的、以游戏为主的和儿童自发的活动方向发展，并且从西方国家借入了大量的、先进的思想观点。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于经济的考虑和使社会机构（包括教育）理性化的必要性，驱使着美国的早期教育发生改变。在过去的一个年代中，面对生活的开销工人阶层和中等阶层的收入、支付能力在下降，更多的幼儿母亲加入到了劳动力的队伍中，需要有更多的幼儿园来照顾孩子。福利改革开始于克林顿，小布什政府继续施行，使得那些贫穷幼儿的母亲参与培训项目或在家庭之外工作，这样就增加了对早期看护和教育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工商界采取支持早期教育的立场认为，投资在教育幼儿是在未来社区劳动力方面好有的投资。评估显示，投资在早期教育中的每一个美元都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美国采用的是要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信念，推动着早期教育从建构主义向强调学业准备转变，同时还呼吁更高水平的绩效、更经常性的评估和基于科学的实践。当前美国的教育改革要求的是基于标准的课程，有科学支持的教学，有专业素质的劳动者，系统的学习评价，学校的绩效，支持和接纳落后的学校。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后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幼儿园的经营状况益显飘摇。经济的衰退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影响着幼儿园，降低了他们的持有的土地的价值，限制了他们提高学费的比率，并且改变了妇女们的工作模式。机会出生率的下降迫使幼儿园以竞争来保持他们教室的儿童数量，并保证园内各项事务能继续进行。为了吸引顾客，幼儿园延长时间；服务多样化；增加像英语对话和网球这样的附加服务；有一些园为了在市场中立足走到极端，强调他们严格的学业准备和能以高的比率把孩子送进有声望的小学，他们有独特的教育哲学。当“泡沫破裂”、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直线下降，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到了严峻的经济危机，虽然不是直接地，但却在一些方面对整个国民情绪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充满着一种悲观、责备和反控制的氛围，例如，由于观察到了当前一代孩子们的性格特点，教师和家长彼此责备。在日本，有些责难是指向教育的，日本幼儿园被要求传递给幼儿当代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所需的那些重要的价值观、立场及社会技能。同时，又被要求有一种固有的保存传统的功能，能保护孩子们远离（后）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三、幼儿园反映了社会文化，同时又影响社会了社会文化
 评论家和全球化的倡导者们认为，随着商品、思想及人才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交换，各个国家越来越趋于一致，文化差异也越来越不明显。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论认为，随着世界逐渐演变成一个体系，实力最强大的文化输出国的思想（包括理念）将支配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这同样也是全球化的现代化/理性化论的预言，预言指出：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理性最有效的教育模式得到普及，取代受传统束缚的本土模式，而这种本土模式并非因其合理性和功能性得到人们的信赖，结果就会产生并不断加剧教育实践与理念的全球化趋同。
 尽管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存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早期儿童教育在核心方法和理念上并不比上一代更加相似。更确切地说，这些模式已经逐渐在一些方面更加相似而在其他方面更加不同。《新三种文化下的学前教育》的研究显示：虽然一些文化行为已被外来的做法取代，但另外一些文化行为在与席卷全球的思想的碰撞中保持着原貌，还有一些文化行为演变为混合形式，同时，一些新的文化行为应运而生。在中国早期儿童教育实践中遵循隐性文化逻辑的，包括对掌握与练习的强调（Paine 1990）。虽然中国早期儿童教育经历了剧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曲折的改革过程，强调掌握与练习的传统、对榜样力量的信奉、对批评的应用和对共同社会活动的投入，均为隐性的、不明显的、平凡的观念和做法，因此也无需进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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