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维度(2)

一、资本空间化的干预

列斐伏尔曾指出，“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社会实践场所和中介，空间标识出了这种实践的范围”。[2]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在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在资本利益和资源掠夺的驱使下，在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推动下，步入后工业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劳动的全球空间分工。于是，出现了发达国家席卷全球城市，不断扩大市场范围，并将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地区，使自身成为世界体系的统治中心。现在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一个空间化的新时期，“资本主义卷入了一个长期大量投资于征服空间的难以置信的阶段”。[3]而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被动参与到了经济全球化当中，作为依附者和发达国家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屈服于资本的逐步积累和扩大。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

不过，资本主义无限增殖的本性必然地造成生产扩张的无限性，使资本陷入到经济危机之中，只有依靠空间修复才能得以残喘，而无节制的生产终究将与有限的空间形成矛盾，霸权主义又不得不使得空间成为资本追逐的场所，进而引发空间争夺，以期从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因而，人类步入到私有制社会以来，空间一直都是权力的象征，是政治斗争的必要对象，占据空间的大小意味着拥有权力的多少。空间与政治之间早已相互渗透融合，现在的空间“既是工具又是目标，既是手段又是目的”，[5]是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空间成为了政治庇护的工具，也是政治冲突和国家矛盾的根源，它不仅仅是政治活动的产物，还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到阶级间的政治博弈中。从这一角度来看，空间生产的政治行为属性毋庸置疑，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重构实践，空间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改变则必然地导致着政治重组，所以，城市化在这里则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政治重组与变迁过程，“理解城市化是理解政治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和难题的有机组成部分”。[6]“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7]资产阶级为了谋求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将资产阶级政治渗透到空间范畴，由此便引出了如何借助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与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进行对抗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则应将对资本空间化的干预纳入研究范畴，积极引导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空间中的冲突与对立，争夺社会主义对空间的控制权，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空间政治，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断提升国民创新能动性，打破国际资本知识霸权，改变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的弱势地位和被动地位。归纳而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聚焦于区域的解放和重构，聚焦于对空间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结构中主导性核心与依附性边缘的两极化体系的控制”。[8]

二、空间劳动异化的应对

空间生产实践中存在着异化现象。首先，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中心地区逐渐被城市符号所占据，地皮价值大幅度提高，城市中心区域兴建起购物商场、超市、休闲娱乐场所或其他公共设施，而这些城市建筑物归于资本的拥有者，为资本家谋取更多的利益，成为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必要工具。这一过程，从事建造的劳动者为了享受和占有个人的劳动成果，超额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承受高额的贷款，将住宅安置在边缘区域从城中心被排挤到城郊，由此便产生了建筑工人同城市建筑设施的矛盾，也就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其次，“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简单的产品，而是一束关系，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空间生产实践是一个市民日常生活过程，”[9]它应该是人类在城市空间中确立自身位置，证明个人价值，满足自己需要和实现自我追求的生产活动体验。然而，当前的空间生产对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增殖的意义却要远高于属人本质，空间生产往往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化，忽视了人的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劳动者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再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有意识的自主活动，而是迫于生计的非情愿的劳动行为，劳动者无法得到自身价值的证实，难以从生产实践中得到幸福感，这便形成了劳动者同自身劳动活动的异化。再次，在空间生产，人的需求被压制。机器大工业生产设施和装备形成了固定化分工，人只能从事着分工中的一项职能，失去了创新创造的能力。大城市的建设要求千篇一律，人只能迎合高楼林立和道路拥堵，逐渐趋同，丢失个性。住所与工作地的远离也使人奔波往来，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路途中，失去了休闲和娱乐的时间和机会。如此，“人没有了有音乐感的耳朵，没有了能感到形式美的眼睛”，那些能够成为人享受的感觉，能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消失殆尽。空间生产中的人难以发挥潜能，能动性和积极性逐渐消失，丧失了对个性发展、人格完善、素养提升等方面的追求，缺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动性，放弃了类本质，转而像动物一样只追求肉体上的需求满足，而人没有全面发展的需要，没有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便是空间生产带来的是人同自身类本质的异化。最后，在空间生产实践中，空间资本的分配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形成，资本空间化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间在空间上的隔离，形成了人对物依赖的空间扭曲形态以及人情淡薄的冷漠都市。拥有空间产品使得资本家更具有权力，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在权力和义务的不平等分配中形成了对立与矛盾。因此，“商品成为了具有灵魂的主宰，全社会变成了一种尺度，交换的尺度和金钱的尺度，个人日益离散化、原子化，变成尼采所说的‘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整个城市生活变成了一部无情浇灭人的情感自由的机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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