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百年回眸、反思与展望(5)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和社会各方的不断推动下，清廷终于迈出了立宪的第一步，但这是一场几乎从开始就可以预知结果的改良运动。虽然朝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俄国等13个国家，而且各国各有所长，但是清廷还是以各种理由认为除德、日之外，其它国家统统不适合中国“国情”。清廷之所以对日本和德国情有独钟，除了两国都是迅速发达强大的后起国家之外，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中央集权型的君主立宪制。载泽在考察日本后上奏清廷：“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7] 既然后起国家一般都要求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因而既能保住朝廷权威，又能促成国家富强，这种模式显然最符合清廷的需要了。1908年，清廷复派三名大臣赴英、德、日三个君主立宪国家考察。达寿在考察日本后回国上奏，再次论述了仿效日本实行钦定宪法的必要性。
         
        由此，带有严重皇权色彩的《钦定宪法大纲》就自然产生了。“宪法大纲只列君上之权，纯为日本宪法的副本，无一不与之相同。”[8] 日本天皇发布的明治宪法又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大量照搬普鲁士宪法条文，因而大纲虽然直接模仿日本，最终模仿的却是德国，而无论德国还是日本都是威权主义宪法模式的代表。和英国的“虚君”共和制不同的是，德国皇帝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天皇都是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实权君主，和中国历代皇帝颇为相似，自然也最符合中国的“国情”。
         
        仅三年之后，清廷迫于辛亥革命的压力，匆忙出台了《十九信条》。如果《大纲》所代表的是德日实权君主模式，那么《信条》可以说是代表了英国的虚君共和模式。“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第3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16条）让人联想库克大法官在十六世纪的名言：“国王高于任何人，但是低于上帝和法律”；“陆海军直接由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第10条）则和1215年《大宪章》第12、 14条颇为相似：“未经国民同意”，国王不得征收额外税赋；“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之”（第8条）等条款更明确剥夺了中国皇帝传统上拥有的最高实权，使之从权力舞台的中心退居边缘。在某种意义上，《信条》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王权有限思想，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国家最高权力接受宪法和法律制约的重要性，而这种思想正是宪政的起点。假如当时各方达成妥协，在虚君形式下拥护共和，那么中国未尝不可能步英国“光荣革命”后尘，实现君主立宪。但不幸的是，《信条》未能挽救大清王朝。清帝次年就宣布退位，延续几千年的王朝从此推出历史舞台。
         
        三、无可回避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立宪运动的局限性及其根源
         
        清末立宪的失败不仅是中国立宪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而且也昭示了历次立宪运动的根本困难，因而值得深入考察其中的原因。中国宪政之所以历经坎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同意李泽厚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立宪一直面临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而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9] 言下之意，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空前压力下，历史往往选择强人统治，自然顾不得什么宪政、有限政府、个人自由这些对集体生存似乎没有什么助益的“空谈”了。既然民族生存成了第一目标，富强又是生存之本，因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不变的追求目标就是民族富强，宪政只是实现富强的可以替代的一种（而非唯一）手段而已。如果套用张之洞时代的体用论，那么中国宪政和富强的关系成了“富强为体，宪政为用”。[10] 中国对宪政的半心半意（宪政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富强才是根本）、三心二意（只要能富强，专制独裁也未尝不可）和急功近利（宪政必须立竿见影显出“实效”，否则要它又有什么用？！），致使历次立宪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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