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百年回眸、反思与展望(3)

         
        以下通过回顾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中的某些关键事件和争论，探讨阻碍中国宪政进步的制度和文化原因。概言之，宪政的发展至少取决于三个条件：宪政理念和知识的引入、既得利益集团对宪政改革的让步以及公民宪政意识的觉醒。中国宪政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表明，任何一个条件的相对成熟都是反复斗争和努力的结果。即便在今天，中国宪政的机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优越，宪政道路上的障碍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二、在传统文化中突围——立宪意识的萌发与成长
         
        宪政理念的引入主要依靠知识精英，因为他们是整个民族中最敏锐的一个阶层。然而，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宪政理念过程中显得相当迟缓，而且即便在宪政理念引入之后也还是半推半就，不断试图用“中体”去消释“西用”。大国文明的优越感延迟了中国宪政的起步，致使中国立宪进程远落后于邻国日本。
         
        1． 迟到的立宪意识
         
        从初遇列强到被动挨打、从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在整体上可以说是显得颇为“后知后觉”。即使从1840年开始算，中国遭遇西方武力威胁也比日本早了20年，但是中国朝野的普遍觉醒要到1894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才开始，其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到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出世已经过了近70个年头，而这部短命的《大纲》也就维持了三年。相比之下，日本从1860年佩里将军炮舰“造访”开始，只用了八年时间就完成了明治维新，只用了不到30年就完成制定1889年的《明治宪法》，而这部宪法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维持了半个多世纪。无论是在经济、技术、军事还是制度的现代化，日本都远远走在中国前面，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福泽谕吉等日本知识精英的“先知先觉”。这也就难怪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着种种过节，大批中国学者和学生纷纷在二十世纪初义无返顾地来到东瀛“取经”，而大部分西方法律知识——包括“宪法”这个词——也确实都是经过日本学术界的吸收和消化之后“转销” 中国的。一个泱泱大国之所以如此谦卑地向以往一直瞧不起的“蕞尔岛”学习，其实原因并不难找。中国一向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民族，其它国家统统不是“蛮夷”就是“戎狄”，因而不要说是制度和文化，就连器物也都是一些不足道更不足学的“淫技奇巧”。这样就有了一开始的孤傲自大和闭关锁国，既而受到军事打击之后虽然痛苦和震惊，但是仍然不肯在制度文明上认输，而自以为只是和元、清改朝换代一样被“蛮力”折服而已。中华文明几千年膨胀起来的优越感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而日本当然没有这个包袱。自唐朝引入中国的文字、礼仪和法制开始，日本一直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民族。只不过近代遭遇西方列强之后，还停滞在大唐的中华文明似乎不行了，于是赶紧转向西学，但是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在此过程中既没有心理上的失落，也没有文化上的障碍。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找到了落后挨打的制度根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完成了50卷《海国图志》，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了解和认识世界。虽然这个阶段的认识对象仅限于表层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4]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就这样开始了。事实上，《海国图志》不仅介绍了世界地理，而且也介绍了外国的政治制度，例如英国的议会制度以及议会、国王和各级官员的关系，对美国总统制也有一点初步认识，并似乎隐约觉察出制度是西方国家之所以繁荣富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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