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转引自张德美：《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353页。
[13] 例如参见王人博：《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0页。*
[14] 参见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83-285.
[15] 国民党中执委曾规定训政以6年为期，到1935年结束。但是国民党不仅在大陆没有完成训政，而且退居台湾后还继续“训政”并实行“戒严”长达38年之久，到1987年才开始解除党禁和报禁，距离《中国民国宪法》的正式实施整整40年。
[16] 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第4次印刷）第92-96页。
[17] 有贺长雄：“宪法演说”，《法学会杂志》第1卷第8号，1913年10月15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度盛行政府的“超然主义”，但是至少从1905年之后已经不再追捧这种意识形态。参见魏晓阳：《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96页。
[18] 古德诺：“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法学会杂志》第1卷第8号，1913年10月15日。
[19] “中国既缺乏美国当年之历史及社会背景，并无采三权制之必要，且三权制对于今日中国政治上之迫切需要亦未必适合。”庞德：“论中国宪法”，《中央日报》1946年12月13日。
[20] “辟‘不合国情’说”，上海《大公报》社评，1946年12月23日；转引自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21] 例如在法学领域，本土论者的一种倾向是批评全盘照搬外国理念，强调乡土社会的实证研究，例如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当然，本土论者的个案实证研究必然是有选择性的，甚至可能刻意选择有利的个案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但是批评者完全可以选择相反的个案加以反驳。如果对立各方可以由此揭示不同层次的社会现实，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学术对话。
[22] 当然，在实施过程中，人民或许会发现他们选择错了，但是如果人民真正拥有选择自由，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在发现和纠正错误之后自由选择更符合“国情”的制度。
[23] 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24] 参见张千帆：《倚宪论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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