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百年回眸、反思与展望(4)

         
        甲午战争之后，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洋务运动破产了；中国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更要学习和借鉴别人的制度。1890-93年，康有为已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希望通过“托古改制”为维新运动奠定理论基础。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更是发动公车上书、呼吁制度改革。[5] 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改良派超越了洋务派只变“器”、“用”的局限，提出“变本”的主张。1898年，改良派在光绪支持下，以制度救国为诉求，发起了 “百日维新”运动。一时间，中国的立宪君主政治似乎大有希望。
         
        2． “中体西用”？西化和本土化的最初交锋
         
        毫不奇怪的是，旧传统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虽然改革也得到部分开明官员的支持，但是即便是他们也不赞同“全盘西化”。事实上，和洋务运动一样，向西方学习的东西仍然不触及“本”，而只限于“末”。例如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8年，孙家鼐首先提出： “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 稍后，张之洞的《劝学篇》更系统地解释了“中体西用”学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至于哪些是必须留存的中学，张之洞进一步解释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后人一般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偏向文化保守主义的折衷，因为它虽然接受有限的改革，但仍然坚持将中国传统价值作为不可触动的核心。但是平心而论， “中体西用”是一种弹性相当大的学说，因而未必和全面的政治与法律改革的主张相冲突。事实上，连张之洞自己也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可见体用论者所坚持的主要是“三纲五常”等儒家基本伦理，而未必是指政治和法律制度。即便某些道德价值和现代宪政相抵触，中国也可以在坚持传统道德的前提下实行有限程度的宪政。因此，“中体西用”论并不排除有限范围的政治与法律改革。在这一点上，十九世纪末期的保守派和立宪改良派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
         
        3． 保守意识下的立宪模式选择
         
        在“中体西用”和有限改良的思想指导下，清末宪政改革必然是在传统政治基础上嫁接有限的西方宪政思想而成的。和保守派一样，改良派的立宪主张显然不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而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进行宪政改革。事实上，改良派之所以迫切宣扬立宪，正是为了挽救清廷的颓势，避免因延误改良而造成革命。 1899-1900年，梁启超写了“各国宪法异同论”和《立宪法议》，宣传君主立宪政体，力图避免革命。1902年，康有为在《辩革命书》中主张“满汉不分，君民同体”，目的就是要满清开放政权以笼络人心，从而瓦解革命势力：“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待革命而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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