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自治的基础、价值及其实现(8)

      （一）完善公司立法
      2005年公司法修改的指导思想在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总结十年来公司法施行的经验与教训，分析、研究社会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适时、适度地调整有关制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减少交易风险，使公司法更加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法律保障。”[47]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指导思想，实质上能够成为我国现阶段所有立法的指导思想，并未突出公司法所应当具有的基本理念。那么，没有贯穿整部法律的基本理念统领，公司法的完善只能是基本制度的引进与修补，各种制度之间难免相互冲突，制度的价值功效也将大打折扣。当然，理念作为人们的主观认识是不可能如同具体制度一般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的，而是像一种精神蕴涵于整部法律之中，成为法律的中心价值；但与此同时，理念的产生与存在基础是客观的，任何的法律理念都是建立在人们主观对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而理念的存在则是通过法律中每个具体制度所具有的应然规定性而反映的。所以，就公司立法的法律条文而言，股东自治的理念可以在法律的具体制度中予以体现，这是法律理念客观性的表现。在公司立法的具体制度中贯彻股东自治的理念，使之成为整部法律的精神或中心价值，这也可以促进执法与司法，甚至促使民众逐步接受理念，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经济实践。
      首先，公司法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公司的本质，即公司为资本所有者所有、是股东的投资工具。一方面，从公司的起源开始，股东投资于公司，从而公司为股东所有、为股东投资的工具，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西方悠久的产权保护和完善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传统与精神的写照；而公司制度则是西方社会中私有财产制度的演进形式。即使在现代公司或企业、尤其是大公司企业，无论怎样被股东或出资者以外的利益主体，包括经营者、职工、银行、公众和社会团体、政府等（不排除这些主体本身就是股东）所支配，公司或企业归根到底是处于股东或出资者的监督、控制之下，法律绝不允许公司或企业的行为违背股东或出资者的根本利益。[48]虽然，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几乎没有“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承担者、公司为股东的投资工具”字样的规定，但传统的法治精神以及渗入骨髓的权利意识，使公司的本质如同“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一样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我国，公司的本质被人们所曲解，而这种曲解在现实公司实践中引起了相当多的问题。2005年《公司法》的规定使本来就存在误解的公司本质变得更加混沌。[49]基于此，在我国公司法中进一步明确公司的本质，不仅有利于促进公司法中各种具体的公司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也为人们对公司认识与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另一方面，公司法对公司本质的明确规定是公司法股东自治理念确立的前提与基础。公司、公司制度与公司法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三者关系除了历史的渊源与制度的依存之外，股东的存在及其权益的保障成为另一条贯穿三者的线索。而在我国，却鲜有学者对此展开论述，而主流“当家的”学说—公司（法人）所有权说的本质和作用只在于使公司完全独立于小股东，确保大股东或公司内部人员对公司的控制和操纵；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董事等高级管理者何以在侵害小股东的权益上毫无顾忌。[50]实质上，公司法中公司本质的明确并不只是单纯地为了说明“公司是股东的财产，还是一个独立的实体？”，[51]而是进一步确立股东在公司组织之中的核心地位，这样在公司法中确立股东自治的理念时，人们才能将公司法理念的客观性认识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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