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惩贪与治盗的宽严比较(8)

    四、广义比较
    从上述比较中不难发现，古代官盗处重刑，民盗处轻刑；今则官员贪污处轻刑，平民盗窃处重刑。我认为这不是对传统法律的继承，也不是发展，更不是超越，而是今不如古。对此，还可从下列几个方面再作进一步讨论。
    （一）家与国分治
    由家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中国的国家是由家扩充演变而来的。国家形成后，又特别强化宗法关系，把家作为国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用治国的办法治家，用治家的办法治国，家国相通，合为一体。这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更有人认为家本位或家与国双本位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有人干脆称中华法系为宗法法系，维护宗法亲情是它的基本精神。可谓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但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家毕竟是家，国毕竟是国，家国有很大不同，一味用治家的办法治国，或用治国的办法治家，既治不好国，也治不好家，至少在这里所讨论的盗罪量刑问题上，国就是国，家就是家，家国有分，家国分治。
    还是以唐朝为例加以说明。在唐朝，家人共同生活在家庭，有相同的情感，相同的血缘，相同的利益。故法律维护家庭共产制，家财为家人所共有，由家长主管，卑幼不得擅自动用或盗取，但家人自盗处刑极轻，它规定：“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者，以私辄用财物论，加二等；他人减常盗罪一等”(27)。这看起来是卑幼带外人盗自家之财刑重，外人刑轻，实则不然。因为加二等是在“私辄用财物”罪的基础上加二等，减一等是在常盗罪的基础上减一等，而常盗刑远重于私辄用财物刑。卑幼私辄用财物，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28)。依上述规定，假如卑幼带外人盗自家财物十匹，就在笞十的基础上加二等，笞三十；而外人按常盗就是徒一年半，由于是从犯，减一等，徒一年。徒一年较之笞三十整整重了八等。家人与外人有别，家人自盗从轻，外人来盗从重。
    另一方面，唐律中还有“监守自盗”的罪名。仅从罪名便可看出，“监守自盗”即监管守护官物的官员自盗官物，这与今天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公共财物的贪污罪没有什么区别。监守自盗不仅不同于家人自盗，也不同于常盗，刑罚不仅重于家人自盗，也重于常盗，比常盗还要加重二等。可见，唐律既没有把官员当作家人，也没有视官物为家财；同样，也没有把家人当作官员，更没有视家财为官物；自然，官盗不同于常盗，更不同于家盗，家盗也不同于常盗，更不同于官盗。治家有家道，治官有官道，治家之道与治官之道既不等同，更不可颠倒使用。如果用治家盗的刑罚治官盗，那将是什么后果？必然是官盗横行，大唐王朝就不是大唐王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局面就不会出现。因为家人自盗并不多见，而官员自盗则自然而然。官物不是官员的家物，又要官员来监守，官员怎能不盗？不用重刑又何以禁止官盗？
    今则官员贪污数额多，量刑反轻；平民盗窃数额少，量刑反重。有意或无意地把所谓的公共财产当作了党政官员的私家财产，视党政官员为家人，视平民百姓为外人，用唐朝治家人自盗之轻刑治官贪，用唐朝治官盗之重刑治民盗，反其道而行之。
    （二）公共财物之保护
    古代无“公共财物”之说，却不乏官布、官钱、官田、官物之类的称谓。其中的“官”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官员，又包括任何一个具体的官员，是从所有官员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意义上的官。因此，官物就是官员的公共财物，只不过古人不这么称谓，只用“官物”二字概括之，简洁而准确。古代实行专制政体，庞大的官僚军事机器必须有相应的官物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官物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法律的任务就是保证官物不受侵犯。然而官物的保护并非易事，自利性的官员对于所有权非属自己且又模糊的官物，不侵犯则是反常的，侵犯才是正常的。官物的取得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平民生产，官员征收；二是由官员主管经营的官有经济直接生产官物。无论哪个渠道都离不开官员，对官物的看管、分配、使用同样离不开官员，官员自始至终是官物的主宰。既主宰官物又不化官物为私物，除非没有人性只有神性，否则，难以做到，而上帝从来就没有造出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说，官物的最大侵犯者出自于体制的内部，而非来自于体制的外部，是官而非民。因此，古人用重刑惩治官员贪墨、贪赃、盗窃，轻刑惩治平民，虽在专制政体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可发挥积极作用，使官员不致因小利而蒙受重刑，既保护了官员，更保护了官物，也减少了民怨，不失为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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