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惩贪与治盗的宽严比较(10)

    （四）民主性
    古代无民主，有些法律却带有民主性；今天有民主，有些法律却没有民主性。这在理论上似乎讲不通，但在事实上确是如此。法律是否具有民主性，关键在于是否达民心、合民意。达民心、合民意者，虽古亦具有民主性，否则，虽今亦不具有民主性。
    官者，管也，管理众人之事者谓之官。官在其职权管辖的范围内是尽人皆知的人物，其一言一行都不同于平民百姓，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故古人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29)。官员虽然是个体的，手中掌握的却是带有普遍强制性的权力，一旦用以谋私，就会产生极大的危害，引起普遍的不满，这种不满又极容易由对个别官员转向官员整体，使政府限于信任危机。而且，官员的职责就是执行法律，本来又享有诸多法定特权，令他人可望不可及。若执法又犯法，享受特权又贪得无厌，就必然激起民愤。因此，古代用严法重刑惩官贪，不失为顺民气、平民愤、得民心的好办法；今则用宽法轻刑待贪污，难以服人。
    民不同于官。民是分散的个体存在，不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官则是国家体制中的一分子。民盗多发生在民与民之间，是个体对个体的侵犯，即便民盗官物或公物，其危害性也是有限的，而官盗或贪污则不然。古代官盗的财物基本是官物，今之贪污的财物则全是公物。官物也好，公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平民百姓的劳动果实。官盗或贪污的数额再小，实际上都是对广大公众整体利益的侵犯。因此，不管民怎么盗，不管是民盗民还是民盗官，民对民盗的公愤不如对官盗或贪污的公愤大。
    可见，古代法律对官盗从严从重，对民盗从宽从轻，虽不出于民心，发于民意，却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带有民主性。今之法律对贪污从宽从轻，对盗窃从严从重，不合民心，不顺民意，不具民主性。
    （五）合理性
    其实，前述四端所探讨的都是古今法律对官民同样的侵犯财产罪处刑却大不相同，哪一个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只是角度有所不同。这里再从官盗与民盗的关系上作以论证，看看古代思想家们是怎么认识的。
    春秋时期，季康子为屡禁不止的盗窃问题发愁，便请教孔子，以为孔子能出个好点子，结果孔子把罪责全都推到了他的身上，厉声指斥道：“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30)。在这位老夫子看来，民盗不为罪，更不该严打，罪在权贵，该打的是权贵。权贵物欲横流，聚敛无度，致使民不聊生，不盗又何为？民盗是官逼的结果，民何罪之有，何刑之受？老子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31)。在上者大肆搜刮，大兴土木，好大喜功，妄图长生不老，民则缺衣少食，连死的心都有，若再以繁法酷刑以治之，结果只能是“法令滋章，盗贼多有”(32)。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统治者自身做起，“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不要说为民谋幸福，只要不加害于民，民就完全能够通过自治的方法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自得其乐。庄子则高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33)。窃国者在先，窃钩者在后，只有先有窃国者然后才能为所窃神圣之国创制法律，才能对侵犯神圣之国神圣统治秩序的窃钩者用诛杀之刑。窃钩者，窃物也，贫民也，小盗也；窃国者，窃权也，诸侯也，大盗也。小盗有罪，大盗罪更大，该诛的是大盗非小盗。法家要求官吏严格守法，分毫不差，更不必说弄权营私，贪赃盗窃。韩非甚至认为，有乱吏无乱民，吏乱而民可独善，民乱必因吏乱，吏之不治，却要治民，如同负薪救火，非但不能灭火，且助长火势，因而他呼吁君王“治吏不治民”(34)。
    此外，儒家还特别强调官员的榜样作用。榜样有好有坏，好榜样的正面作用是无穷的，坏榜样的负面影响更大。孔子就主张，为官一定要正。官率人以正，人则不敢不正，即使不用强制性命令，也会从之如流，故正人先正己。反之，“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正人者不能正自身，又有什么理由去正人？一切都取决于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35)。官不以礼待民，民何以敬官？官不义，民何以服官？官阴一套，阳一套，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谎言漫天，民又何以诚信？为官不仅要正，更要有官德。按照官德的要求，不仅不能为盗，洁身自爱也不行，还必须甘作牺牲，勤政为民，从而才能受到民的爱戴，这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宸，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6)。同样，官德决定民德，官有德民自然有德，有什么样的官德就有什么样的民德，二者的关系如同风与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7)。孟子则认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38)。上贪腐成风，下怎能不盗？官贪是因，民盗是果，有前者才有后者。要清流，先清源，官贪之刑不可不重，民盗之刑不可不轻。可惜的是，儒家尽管苦口婆心，却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制度上的安排，使政者不得不正，官德不得不纯。可悲的结果终难避免：批判的武器为被批判者所用，虽奉行贪政虐政、残民损民，亦宣称是仁政德政、爱民惠民，打着仁义道德的大旗，干着伤天害理的损事。于是，鲁迅从中发现了“吃人”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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