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可以看出，虽同样的盗，同样的赃，却是不同的刑：民盗不得财，笞50，官盗不得财，杖70，由笞而杖，由50到70；民盗一尺杖60，官则杖80；民盗五匹徒一年，官则二年；官盗三十匹即丧生，民盗五十匹亦可活命。
唐律还有一条量刑原则：“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但它只是一般的原则，只适用于一般的犯罪，官民共同犯罪则另当别论。官民共同犯罪，造意者为官自不待论，即使造意者为民，首犯依然是官。只要官民共犯，不管何人造意，官就是首犯，民就是从犯，首犯从犯不由是否造意而定，而由官民身份而定，即所谓“共监临主守为犯，虽造意，仍以监临为首，凡人以常从论。”(26) 这是原则中的原则，是特殊的原则，一般原则不仅不能取代它，它反倒高于一般原则。这一原则虽不适用一切共同犯罪，却适用一切官民共同犯罪，当然包括官民共犯盗窃罪。按照这个原则，官民刑差更大，官处刑更重，相对于官，民处刑更轻，官算倒了大霉，民算占了大便宜，原因是官民共同犯盗窃罪，民按常盗从犯量刑，官则按首犯官盗量刑。比如，常盗从犯杖60，首犯则加一等，杖70，又由于是官盗，再加二等，杖90，官民刑差为三等，官重而民轻。横看此表，也就是孤立地看，不论盗窃还是贪污，问题都不严重，主要依赃数量刑，赃数越小量刑越轻，赃数越大量刑越重。此乃常理，今天是这样，古代也是这样。但也有区别，主要是：古代至晚自唐朝起，赃数和刑罚实行刚性原则，完全实现了数字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毫不含糊，从立法上不给法官留下任何营私舞弊的余地；今则实行弹性原则，赃数和刑罚的幅度极大，比如，贪污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相差就是4万5千元，刑罚则是1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相差为9年。这有好处，更有坏处。好处是法官可依据自己的良知、经验、判断力以及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对各种不同的案件作出具体处理，有利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但在素质不高、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更容易滋生腐败，为法官、律师、当事人乃至党政官员行贿受贿开了方便之门。竖看此表，也就是比较地看，可以看到：依赃数与刑罚，从少到多，从轻到重，共分三组，盗窃之赃数和刑罚与贪污之赃数和刑罚，一一对应。然而二者各有各的赃数，各有各的刑罚，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既不以盗窃的赃数作为统一的量刑标准，也不以盗窃的刑罚作为统一的参照系，同时，既不以贪污的赃数作为统一的量刑标准，也不以贪污的刑罚作为统一的参照系，仿佛不是同一类的犯罪，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具有可比性。这较之唐朝，不能不是立法技术上的倒退，它导致同类犯罪量刑标准却不同，同类犯罪中各种犯罪的刑罚轻重缺少一个基本的参照系。更为严重的是，贪污本为重罪，盗窃本为轻罪，而盗窃的赃数少，刑罚却重，贪污的赃数大，刑罚却轻，而且两种犯罪的赃数及刑罚相差极为悬殊，这可以从上表中看得一清二楚。比如，盗窃数额较大的底线是5百元，与其相对应的贪污数额则是不满5千元或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可折衷为5千元。一以百计，一则以千计，5千正好是5百的10倍。然而在刑罚上，盗窃5百者处3年以下徒刑，贪污5千者则处2年以下徒刑，甚至只要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哪怕贪污数额是9999元，亦可享受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充其量是开除公职，成为平民，而平民则只能盗窃，无法贪污，无法享受行政处分的特权，故只能按盗窃罪的规定，即便盗窃5百元也要坐牢，或拘役，或管制。又如，盗窃与贪污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或死刑，但盗窃赃数的底线是3万元，而贪污赃数的底线则是10万元。也就是说，贪污之赃比盗窃之赃多出7万元，二者的刑罚却是相同的。同样的刑罚，赃数之差竟有7万之巨！7万元是什么概念？以一失业工人每月3百元生活费计，就近于20年生活费之总和。人不食，十天即死，近20年足可饿死700次。下岗工人的处境还是好的，数以亿计的农民本无上岗可言，自然也谈不上下岗，更无每月3百元收入之保障。官员盗窃公物不是盗窃而是贪污，平民盗窃公物不是贪污而是盗窃，同样的犯罪行为，侵犯同样的客体，而量刑标准之差竟如此之大！不要说依照古代，就是将贪污数额由10万降至3万，或将盗窃数额由3万提到10万，双方拉平对等，不知有多少贪官身受重刑，有多少平民免受重刑。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法学类古今惩贪与治盗的宽严比较(7)在线全文阅读。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