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与反避税(4)

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的，一个领导者应该把眼睛盯住前方，把握现在，思考未来。”相比于那些“家谱”式的封建正史，个人认为梁启超说的那种“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出自《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历史观念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历史，进而

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清末民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多位史学大家在这个时期同时出现，给中国史学注入新鲜的血液。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评价说：“二十世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尽管各位大家可能政治立场或许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纯正史学界的地位。尽管这些大家生命遭遇了不同的境遇，在此就不一一列举，单其治史之精神，学术之思想实在令人钦佩。有幸拜读过《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真的就像那本书中所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颇有那种前显有古人，后暂无来者的意味。单就傅斯年，胡适就称其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而罗家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央日报》上则干脆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傅斯年在近代史学界的地位。而我对陈寅恪先生的钦佩则更深一层，不仅是因为其祖父是清末开明地主陈宝箴，父亲是民国爱国诗人陈三立，更多是因为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史学界“二陈”，清华园“四大导师”等等尊称，其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是后世的我们所不能达到的

高度。读过很多关于他的很多的故事，其从一开始就强调学术自由的思想，甚至于“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品格，面对政治压迫那种出言不恭的胆量和态度实在令我敬仰。

新中国成立后，与民国时代相对多元化的思想不同，新中国的思想领域已是马列主义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力。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必须脱胎换骨，要将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彻底改造，必须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在这一过程中，众多从民国甚至清朝走来的史学大家们恐难以接受这种压抑，他们依旧强调着自己认为的史学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重要性。其中，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对他的敬仰前已有论述，在建国后的历史中，他从受到各界敬仰的大历史学家到“文化大革命”中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最后含恨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每每想到此实在令人感叹。贵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就写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公三光永光。”这段用真心吐露的话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作“修史之绝对精神”。先生从生到死一直都在强调“思想的自由以及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先生为此追求一生，致死未变。说到此，想到曾经看到过一篇关于“陈寅恪之死”的文章，文章中一些语句令我至今铭记，陈老先生的一些做法可能在现今人看

来有点反常，但他就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他以他的行动践行着他所倡导的“自由之精神的修史理念”：一九五三年，鉴于陈寅恪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中国科学院打算邀请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老先生去北京担任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寅恪老先生时年已经失明，于是由他口述，其弟子代笔写了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的信，信中写到：”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代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绝不反对现在的政权，在宣统三年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历史学术、、、我从来不谈政治，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都是这样。”对其话更多的理解我不便多谈，但陈寅恪老先生这些话只是想让史学研究独立于政治之外，使史学获得其应该有的独立性，只可惜这些话被某些人扭曲，遭到某些所谓史学大师在“反右倾”和“文革”中的无情批判打击，“文革”中陈寅恪老先生被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迫害致死，到死都未能实现其对修史精神愿望的追求。这难道不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悲哀，这难道不应该引起今天我们这些学史者深深地思考？对，我们是应该思考一下，深深思考一下我们的先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否就要在我们这一代葬送，难怪钱文忠先生会说，对待中国文化，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承前启后，而是守前待后。试问如若不守护好那些宝贵的资源，中国史学的伟大复兴我们又要从哪里谈起呢？

前对记史求真理念的论述尽管不尽完美，但中国史学家追求记史求真和史学独立的道路毫无疑问会继续下去，必然其中仍会存在很多残酷的斗争，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撰述的一部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它割裂。美国学者哥特鲁得.西梅尔法布在《新旧历史学》中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史现在的历史。”在中国的史学编纂中我想说：“现在的政治会成为将来的历史，‘撇开政治的’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总之这条路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一个学史者哪怕只有一丝责任感，都应该为了这条独立之路的未来而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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