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与反避税(3)

《浅论记史求真理念及中国史学的独立性问题》

历史一班 庞趁友

北宋大儒学家张载有言“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史学家们都在为了这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去奋斗着。中国史学有着千年历史积淀，在史学家千年修史、撰史、论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之一就是史学独立性和政治的关系，史学撰述和政治需要往往是被相连着提及的。 “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潘耒《遂初堂文集.修明史议》，因为这句话，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追求史学独立的写作态度一直为各代史家所强调和追求，优秀史学家们的心愿就是希望借助修真正的史书实现“史书明治乱、鉴得失”的历史之价值。中国史学几千年来都一直在围绕着“独立性”的问题曲折发展着。“记史求真，秉笔直书”的理念被数不尽的史学家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优秀史学家无不在点滴的文字中承载着“横渠四句”

之使命。

毫无疑问的说，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一切历史学都会不同程度地为一定阶级政治服务。在中国史学的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史学与政治，修史者与官方统治者的关系，我想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反省和对待。能否对二者关系确定一个明确的态度，对我们认识中国古

代史学及未来史学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编纂学，我个人愚见，应该是一个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拥

有其自身独立性的一个客观的学术探究对象。当然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中国史学挥之不去的重要功能之一，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绝不是历史撰述的唯一价值，历史编纂脱离政治的发展依然会存在，历史学的探究，需要在最大程度上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束缚，使“记史求真，秉笔直书”的精神成为历史研究的绝对意识主体。如果单纯为了政治需要而舍弃其真实性那么历史学将失去其存在的实际价值，从而一步步沦为政治的附庸乃至奴隶，而这样的历史撰述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历史撰述。正如乔志忠先生所言“历史记述的真实性，是史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第一要素，一个民族和地区，如果在其追忆往事而渐次形成文字撰述的早期阶段，未能形成强劲的记史求真理念，其社会的记忆就会过度呈现为神话想象和文学渲染，

从而不能独立发展成真正的史学。”

中国记史求真理念源远流长，在早期金文作为礼器记述功德时就强调不能随意编造虚假的东西，到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那时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君举必书”的记史原则，这为后世“记史求真”理念的形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然其中也存在史学与政治的冲突，“崔杼弑其君”就是早期史学家为了追求记史求真与政治需要矛盾激化到顶点而发生的典型事件之一。

记史求真，史学追求独立性的主张在史学大家司马迁时达到了一个顶峰，他撰述的《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他在撰述过程中强调的“记史求真，史学脱离政治保持其自身独立性”理念，更是中国史学界第一个把“史学独立性”推到一个如此高

度的史学家。史学大师白寿彝说：“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把人物放在政治环境里去写。”但我们通过研读《史记》会清楚地认识到司马迁在把历史人物融入政治环境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修史的态度，力图修史不为政治左右，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史学的独立性，避免了史学“泛政治化”现象的出现。他的史学思想中把“成一家之言”作为其不可动摇的撰史宗旨，在修史过程中，司马迁会在潜意识里脱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以一种自由客观的态度书写历史，他开创的“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尽管其中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其自身对历史问题的观点，有时甚至偏激，但这种不为官方需要而去撰史，致力于还原历史真实性，客观去评价历史的做法，实应为后世史学家所去效仿。如《史记》中司马迁不惧官方的正统论威胁，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对汉武帝专制残忍的行为记载和批判，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位优秀史学家坚持“记史求真”和追求“史学独立”的理念和责任感。

如果按照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方向发展，中国的修史或许将走上一条脱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独立发展之路，即真正做到“为了历史而写历史”但历史的发展是不能假设的，东汉另一位史学大家班固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这一趋势，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史臣们面对官方压力，往往很难做到“在史言史，不识忌讳”（汤斌《陈史法以襄文治疏》），赵翼在《廿二十札记》也有这样的论述：“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盖史官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故也。”班固在《汉书》中把“尊汉”理念论述地淋漓尽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这一做法将

在司马迁时成长的“史学独立发展这匹脱缰的野马驯服了。”将史学撰述重新与官方政治需要相缠绕，从此这种“撰史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的陋习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北齐魏收撰修《魏书》被人称作“秽史”而引起的风波就是其中的范例之一。

个人愚见一味强调“为政服务”和“记史求真”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对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历史上对于司马迁和班固以及双方撰史思想的对比从未断绝，宋代郑樵先生评价时说：“迁之于固，如龙之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畿之徒尊班而抑马。”郑樵学识渊博，为各代史学家所公认，但郑樵将龙与猪比作迁之于固实为太过，但就“史学独立发展”和“史一味尊政”二者来看，对于一个真正史学家，发出此种愤慨，并不无道理。沈德潜在《归愚文续》卷三《史汉异同得失辨》中论述：“《汉书》改《史记.封禅书》为《郊祀志》，能尊国体矣。然中间载汉武求仙事，全用《史记》文，而原庙荐享之事，宗庙迭毁之议不载，则其疏也，此班之不及马也。”由此可以看出，《汉书》在一味强调“尊汉”思想时减少了对许多对当时政治不利的真正史事的记载，这就使史学沦为政治的附庸，在这一点上与司马迁强调的“史学独立，成一家之言”理念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也是沈德潜认为班不及马的很重要的一点。近代大史学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存在关于二者的论述：“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试问如果史学家撰述的史书仅仅作为帝王家谱供

后世拜读，那么“史学独立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念和记史求真的原则又从何谈起，又要从哪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尽管“史学独立”可能无时不刻不在受着官方政治的掣肘，如韦昭的被杀，崔浩的入狱等等，但这些丝毫没有阻碍住史学家们追求记史求真的步伐，而且在一步一步的斗争过程中，记史求真理念非但没有被官方政治所压制，反而得到啊进一步的加强，唐代刘知几“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的史学要求进一步体现了这一点，而其提出的“史家三长”更是为历代史家所推崇。

《明太祖宝训.卷六》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载之。......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滥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的思想主要就是在指史家修撰史书的心态上。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当时明已基本统一天下，准备修撰《元史》，朱元璋认为：“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他分析元兴亡之因，告诫撰史者不要刻意贬低抑或赞扬，要实事求是，记史求真。但最终《元史》还是因为修撰时间过短，加上朱元璋希望借史书说明元亡和明兴都缘于天命的政治需求，招致了后世许多史家的诟病，而且有明一代史学受官方政治左右明显，存在着永乐帝篡改《太祖实录》等为史学界所不齿的行径，但这种“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的撰史求真精神，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不可磨灭的基本精神之一。温家宝总理也曾说：“行事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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