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监官之探讨(2)

      周统治者也仿效尧舜之“敢谏之鼓”、“诬蔑之木”的信访做法，在内朝设置路鼓，在外朝设置肺石，分别配置太仆、朝士等官职，专掌理庶民上访之事。“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待以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御仆掌群吏之逆，及百姓之复……以序守路鼓”[四]
      汉世往古未遥，普通民众对于国家政事仍有必然的介进权。国家激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制订了严格的保障吏民上书权力的“言事变”制度，据此，广大吏民可直接至汉廷反应官吏们的贪污背法行径，或者对于国家大政事务发表意见。
      庶民上书言事制度在唐朝患上到了入1步的发铺。唐初统治者10分重视大众舆论的作用，广开言路。武则天执政之后，为巩固皇位打击政敌，于垂拱2年6月，在中书省设置了匦使院这1特殊机构，为便于臣民上书，铸造铜匦置于朝堂外，让天下人投匦言事。[五]铜匦4面，几近每一1面都与招贤纳谏、献言入计、检举揭发、褒贬时政、军情、政策有关，它严如1个检举箱、意见箱，为庶民上书议论时政开拓了1个专门的通道。
      唐之匦使院的树立，使上书监视制度化、规范化，为统治者了解下情开拓了1条专门的渠道。宋在唐的基础上，设鼓院、检院两个不同层次的专门受理吏民上书的告知机构。
      明清两代承继前制，答应臣民上书告知，洪武9年下《省变求言诏》曰：“……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深思至此，惶惶无所手足，惟告臣民，许言朕过……”[六]还在中心设有专门的接受吏民上书告知的专门机构，通政使司以及登闻鼓院(清改院为厅)，从机构上保障政情畅通。“出纳帝命，灵通下情，关防诸司出进公文，奏报4方章奏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七]是通政使司的首要职能。仁宗即位时诏：“凡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八]
      3、无比诉讼
      一.民拿害民官吏制
      出身贫贱的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10分重视对于赃官贪吏的惩处，他1方面颁布文书、诰谕，劝勉官吏廉正，另1方面切身编写、制订法律，运用法律严惩赃官贪吏，建立典型案例警示其他文武百官要明哲保身。同时朱元璋还发动大众，让大众也介进到反贪治贪的运动中来。他激励大众踊跃检举揭发赃官贪吏，树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答应庶民将赃官贪吏“绑缚赴京治罪”。朱元璋在《明大诰·乡民除了患第49》律令中划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1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俊杰之士有能为民除了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了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患上阻挡。”朱元璋1方面激励人民加强对于官吏的监视，允民拿害民官吏赴京，另1方面请求官吏“虽无文引”，关津也要放行，毋患上阻挡，“其正官首领及1切人等，勇于阻挡者，其家当诛。”[九]在朱元璋的号令下，常熟县陈寿6等3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并于是获取重赏，在朱元璋的切身过问下，因刁难途经淳化的嘉定县民郭玄2等绑缚害民弓兵赴京告知，巡检何添观被砍脚戴重枷服刑，弓兵马德旺被枭首。朱元璋非但请求民众对于赃官贪吏可以绑缚赴京治罪，而且对于不为民便、不行仁政、为非枉法的害民官吏，亦可擒拿赴京：“所在有司所掌事务，本为民便，去去不行仁政，于差拨及1切词讼，卖富差贫，刑名有理做无理。诏书到日，今后有司官吏敢有如此，许群民或者百10擒孥赴京。”[一0]明仁宗即位亦赋与民众对于于赃官贪吏、科敛害民官检举以及告发权，然后由相干官吏入行拿问解京。[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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