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起诉制度的设定与德国有所不同,采公诉与自诉并行的立法例。二00三年刑诉法的修正,当然被学者以为是确立了“公诉优先的原则”,但其自诉案件的规模几近没有限制(除了法律有尤为划定的外,不论犯法的种类、性质、罪责的轻重,因犯法而直接被害者都可提起自诉) ,这与德国仅8种自诉案件的限制,构成为了强烈的反差,同时也显示了台湾刑诉法对于自诉制度的倚重。当然台湾地区自诉制度设置的目的承袭了德国自诉制度当初设立的目的,即防范检察官滥用公诉裁量权,以免检察官不启动诉讼程序,被害人又没法启动,而使后者陷于无从获取营救的不利地步。但台湾地区并无仿效德国,对于自诉入行严格限制,把自诉案件的规模只局限于少数特定轻罪,而是把自诉案件扩展到几近所有的犯__罪,将防范检察官擅权不起诉的规模推向了极至。这从1个侧面体现了台湾地区诉讼文化中对于公权利的高度戒备以及警惕。在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担任自诉后,其实不因其中途介入自诉而扭转程序性质,检察机关只能充当自诉协助人的角色。这与其自诉制度的直接指向———防范、警惕检察官擅权,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络。当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检察官介入自诉,但要节制其介入的程度,即只能让其处于协助自诉的位置,而不能喧宾夺主,取代被害人的地位,1旦自诉人有能力或者愿意继承入行诉讼,则检察官应该退出诉讼。否则,便没法实现制度设立的初衷目的。正因为如此,台湾地区的检察机关担任自诉后,自诉程序的性质便不会产生扭转。
二 自诉担任之原由
如前已经述,台湾地区自诉担任的诸项原由,基本都只触及自诉人本身或者与自诉人有关的事由。德国自诉担任的原由当然没有在刑诉法中详细列明,但实践中主要是法院以为触及社会公益的情景。前者关乎个人,后者关乎公益。2者的悬殊极为显著。
就德国而言,自诉担任的原由主要触及社会公益,这与其刑诉法中自诉案件规模与公诉案件规模泾渭分明有关。自诉案件主要局限于无碍社会公益的特定轻罪,公诉案件中的犯法则关乎社会公益。自诉担任是由代表社会公益的检察机关介入自诉程序,所以只有在自诉程序启动后,又出现关乎社会公益的情景,检察机关才有理由介入。于是,德国检察机关担任自诉1般不考虑自诉人是否是有能力或者故意愿入行诉讼。
反观台湾地区,其自诉担任的原由主要触及自诉人本身或者与自诉人有关的事由,这与台湾刑诉法中自诉案件规模与公诉案件规模判别不大有关。除了法律有尤为划定外,各种犯法的直接被害人都可提起自诉。设立如此没有限制的自诉制度,如前所述,是为了全面地防范检察官滥用起诉裁量权,其结果必定是全面地赋与了被害人自诉权。自诉担任定位于检察机关作为自诉人的代办代理人协助其完成自诉,实现其自诉权。所以,自诉程序启动后,需要检察机关协助完成自诉的情景,主要局限于自诉人因本身原由没法将自诉继承入行下往,1般不会考虑案件是否是触及社会公益。
综上,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自诉担任制度的不同,与其刑诉法对于待公诉与自诉瓜葛、自诉制度设立之目的、功能,和自诉制度与其他的被害人维护制度的消长瓜葛有关。可以说,两种不同模式在其制度框架内各有内在的逻辑性与合法性。本文来源于免费范文网 ，2012年最新免费论文，转载请注明出处。 3、初步构想:我国自诉担任制度之设计
(1)自诉担任制度的价值
在咱们望来,修改我国刑诉法时,应该考虑借鉴域外经验,直接引进自诉担任制度,因为该制度拥有下列几方面的独特价值:
一 实现自诉与公诉之间的有效沟通
当然沟通是双向的,但假设沟通对于象之间存有悬殊,而这类悬殊又是以其中1方上风为违景的,此时的沟通就应更多地显露出扶弱助贫的单向流动。所以,咱们更偏向于以为自诉与公诉之间的有效沟通,主要是指法律划定属于自诉规模的案件在必然条件下转由公诉程序来入行(即自诉转公诉) ,实现公诉权对于自诉权、公诉制度对于自诉制度的有效支持以及扶助。如前已经述,我国自诉转公诉的法定情景只有1种,即《刑法》第九八条划定的检察机关在特殊情景下对于自诉案件的接收。这类情况是检察机关对于自诉案件的自始介入,即自诉程序没法启动,由检察机关动用公诉权直接追诉犯法,很显着,惟一此是遥遥不够的。既难以适应实践中完整营救被害人权益的需要,又没法充沛彰显公诉权对于自诉权的支持、扶助作用,实现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之间的有效沟通。自诉担任制度之设立,可以有效填补这方面的不足,构成自诉与公诉之间互助互补、配套衔接、运转顺畅的良性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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