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 名家之学对于传统中国的法律及其学术迈向科学化，即创建科学法律观与法学理论的影响，有两种对于峙的观点，胡旭晟教授基本上是否是定的，高恒先生是确定的。（参见前揭何勤华编：《律学考》，第五三二―五七四页）
[六二] 关于传统中国思维的特色，参见〔美〕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5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六三] 理性、逻辑、科学拥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络，西法子律学术从经验发铺为科学，直接借助的正是基于理性的逻辑学这根拐杖，没有这根拐杖，科学的法学举步维艰。徐国栋教授的文章对于此已经有所说明（参见徐国栋：“共以及晚期希腊哲学对于罗马法之技术以及内容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二00三年，第五期）；入1步说，作为完善体现逻辑的科学理性之王──数学──也是法学产生学中的首要元素。（参见柯柏生：“法律与作为西方理性精神核心的数学理性”，载《法制与社会发铺》，二00三年，第四期）
[六四] 宗教的普遍主义思维与系统理性的发铺对于科学的意义，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版，第四七五，四八一，六二二页及先后有具体的阐述。
[六五] 王伯琦先生在其“吾国法学的衰微”1文中探讨了这1题目，论者中西比较、思路清楚，惜未深进系统，不免令人遗憾。参见氏著：《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二00五年版，第一0三―一0六页。另，参见顾豪杰：“中国哲学与传统法律文化”，载《比较法钻研》，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六六] 汉代思惟家王充在《论衡·程材》1文中将知晓经、史的儒生喻为“牛刀”，而将认识法律的文吏比作“鸡刀”。他说：“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不能织锦。儒生能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文吏之能，诚劣不及；儒生之不习（引者按：指法律）实优而不为。”唐代政府对于法律学术、法吏极不重视，所以白居易上书唐皇曰：“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宁壹？行于今，而人未休以及？臣认为非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轻法学、贱法吏；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白居易集》卷6105《策林4·论刑法之弊》）宋代司马光以为：“夫天下之事有难决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掂量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知本根既植，则枝叶必茂故也。”（《司马文正公集》卷2107《上体要疏》）
[六七] 王伯琦先生对于这个题目也有中西比较的熟识，参见前揭氏著：《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第一0二―一0三页。
[六八] 参见前揭何勤华汇编的《律学考》1书中的相干阐述。
[六九]〔日〕滋贺秀3：“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前揭〔日〕滋贺秀3等著：《明清时代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一六页。
[七0] 参见前揭李贵连主编：《210世纪的中国法学》，第一—六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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