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利本位观——拉兹的权利概念分析(9)

      在此，西蒙兹认为，拉兹显然没有把权利当作是义务的决定性理由，他也不可能试图把“强制力”与“决定性力量”等同起来。然而，需要考虑的是，在拉兹的理论中，权利能够被说成拥有“强制力”的可能性。如果把充分性的理由解释成排除性理由，是否可以赋予权利的强制力呢？在关于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问题上，拉兹曾提出了一种关于“排除性理由”的分析。该分析解释了排除性理由怎么可以从考虑中排除一些冲突的理由，而同时允许其他一些理由进入我们关于应当做什么的思考。然而，这种把“强制力”分析成“排除性力量”而不是“决定性力量”的策略，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将把在道德领域中构成权利主张特征的相当多的不确定性引入法律与法律权利的语境。有大量的证明，由于那个理由，这个策略会被抛弃。[2](P298－300)
      因此，尽管拉兹把权利描述成拥有“强制力”，并且他倾向于把“强制的”(peremptory)这个词与一种排除性理由的观念等同起来，但他最精心构划的权利的分析宁愿采取一种更慎重的进路：“权利拥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是通过它们构成了义务的基础这个事实获得表达的，而义务是行动的强制性理由。”[4](P249)在这个表述中，义务被说成拥有强制力，而权利则没有被如此描述。从而，“根据拉兹的理论，强制力的放弃看起来是可能的，因为一种充分但非决定性理由根本不可能在认知的意义上拥有强制力”。[2](P307－308)
      四、进一步辩明拉兹的权利概念
      学者们对拉兹的质疑和批判同样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拉兹，乃至厘清权利的概念提供了契入口。
      (一)澄清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
      根据权利定义，拉兹对权利和义务之间关系的分析与霍菲尔德的进路并不(或主要不)在同一层面上，从而，拉兹对霍菲尔德的指责是不正确的，反过来，以霍菲尔德的分析来指责拉兹同样也是如此。因为拉兹主要分析的是权利和义务之间的正当性证明关系，而不是霍菲尔德式的结论性关系。这一点为前述克莱默的分析所证实：克莱默与其说为霍菲尔德辩护，还不如说进一步明晰了拉兹的权利动态观。同样可知，西蒙兹指责拉兹的权利丧失强制力也并不完全可信。因为拉兹只是指出了权利要具有强制力的前提，即权利要真实存在，必须把权利意欲保护的利益与其他相冲突的因素进行权衡，而并没有否认真实权利所具有的强制力。
      然而，如何把握拉兹的权利对于义务的正当性证明关系和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结论性关系，乃至对这两种关系作出有效的区分，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这一点的新近证实是帕夫罗斯(Pavlos Eleftheria-dis)对拉兹的作为法律权利的人权观的批判。从对权利概念的一般分析出发，拉兹认为，与从人性出发来理解人权的传统理论相比，“更合理的主张是，人权是共时普遍的(synchronically universal)，意味着当今所有活着的人都拥有它们”。[20]人权共时普遍的正当性并不仅在于普遍的人性，而更在于所有生活于当代的人的共同生活条件，即“以适用于具体情境的普遍因素为依据”，表达并确认所有人的价值；同时，人权也必须是法律权利，“只有应由法律予以尊重并实施的权利才被视为人权”，以赋予他人法律义务的方式实现人权。[20]针对该人权观，帕夫罗斯认为，“拉兹的错误在于，把权利等同于它所含的具体义务”。[21]因为权利的本质是它为一组法律关系提供的具体证明和论证，权利和法律关系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证明和解释关系。尽管“拉兹一直认为，权利是足以证明赋予义务为正当的利益，但他没有从他自己的区别中得出恰当的结论。实际上，拉兹同时坚持把权利看作既是理由又是结论，既是权利又是法律关系”。[21]结果是，拉兹对传统人权理论的批判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无论如何，存在于法中的权利是一般的和抽象的理由，而无须权利失去其意义；权利所包含的法律关系则取决于每个社会的环境，权利的普遍性并不包括所有作出的具体法律判断的统一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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