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权竞合论：以诉之选择性合并为归宿(3)

      近代法之下，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构筑了最初体系化的诉讼标的理论。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自1870年代以降直到本世纪初，构筑了德国民事诉讼法学的黄金时代。众所周知，德国从1840年开始产业革命，工业化迅猛发展。1870年开始，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产业革命造成了经济构造的变化，也促进了德国社会的近代化，国民经济大步向前发展。1871年，德国仍处于普鲁士支配之下。但是，崭新的德意志帝国开始形成。当时，政治上已然盛行国家主义，但经济上却开始由自由主义思想主导。其间，曾经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运动。随后，1890年中期，随着技术发展、资本积累高度化，海外贸易的扩大等，德国经济再次获得长足的发展，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疾风怒涛的一夜。早在19世纪前半叶，当时的自由主义已经提出了实现法治国家的政治要求。随着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德国社会日趋近代化，上述法治国家的要求更高。立足当时自由主义法治国家思想，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应运而生，并对保障法治国家中依法裁判原则产生了重大的实践意义。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以诉讼外完善的实体法为前提，并立足于诉讼外业已存在的私权，将保护“既存的权利”作为诉讼目的。一方面，建构了与上述诉讼制度目的相对应的具体诉权说，另一方面则以实体权作为诉讼标的的构成要素。赫尔维希便是上述思想的集大成者。赫氏区别了诉权、诉讼标的以及实体请求权三个概念，不仅最早确立了诉讼标的概念独立的存在意义，并且将其作为诉讼法的核心概念。赫氏确立了所有诉讼类型共通适用的命题，即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等于诉讼标的。与此同时，温特夏依德在给付诉讼中将actio打造成作为实体权业已独立的请求权，相反，在形成诉讼中，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则变为诉讼标的的构成要素。温氏认为，当请求权或形成权竞合的时候，诉讼标的的数量将与竞合的权利数相当。赫氏则将温氏的理论体系化，形成了当下称作“旧实体法说”的诉讼标的理论。赫氏的诉讼标的理论对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前一直支配日本民事诉讼法学中的诉讼标的理论。正是因为以实体法上请求权的个数作为识别诉讼标的的标准，所以产生了诉讼法中请求权竞合的问题[5]。
      (二)问题与分析
      从1930年代中叶开始，德国已经开始将实体权从诉讼标的的构成要素中剔除出去，旨在克服旧实体法所遇到的问题。由此，决定诉讼标的的法律观点的地位有所下降，诉讼标的仅仅由请求及事实关系等诉讼法要素构成。这种观点称为诉讼法说。在日本也被称为新诉讼标的理论。目前，德国的多数学者支持诉讼法说。根据诉讼法说，请求权竞合或者不竞合的问题迎刃而解。即便在实体法中，请求权竞合存在法律观点的分歧，但是就诉讼标的来说，仅仅一个。但是，在票据债权与原因关系债权竞合的案件中，诉讼法说之间旋即形成尖锐的对立。一种观点仅将请求作为诉讼标的构成要素，即一分肢说，该说认为因为上述案件中仅存在一个请求权，所以诉讼标的也是唯一的。与此相反，将申请与事实关系均作为诉讼标的构成要素的观点被称为二分肢说。该说认为上述案件中存在两个事实关系，所以说诉讼标的也有两个。
      战后，日本基本上与德国一样，走向了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康庄大道。但是，诉讼制度应当对全社会福祉有所贡献的社会意义一开始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随着这种认识的加深，实际生活的社会也发生了社会性变化。战败后重新崛起的日本凭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带来了生活关系的复杂化。不平衡的发展逐渐暴露了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纠纷剧增，数量和质量均空前绝后。这种现象给公权性的纠纷解决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比方说基于市民法原理的辩论主义被修正、释明权行使的充实化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日本的新诉讼标的理论从各种诉讼类型所具有的纠纷解决机能出发，为诉讼标的理论的精致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如此，通过扩展诉讼标的理论，赋予了诉讼制度全新的社会意义与诉讼观，并且促进了全体诉讼法学的发展。日本新诉讼标的理论旨在克服旧实体法说的难点，当给付诉讼与形成诉讼出现问题的时候，便将实体权从诉讼标的构成要素中剥离，降低了法律观点的地位，同时引入生活利益、法律地位、给付受领权等宏观概念建构诉讼标的理论。也就是说，当面临请求权抑或形成权竞合的问题时，新诉讼标的理论与诉讼法说一样，将实体法律观点剔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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