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工匠的角色定位——倡导注重细节的法学模式

关键词: 法学工匠/法律细节/法律技术

内容提要: 当下的中国，依法治国已成为广大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迫切需要一大批品行端正、精益求精、技艺娴熟的法学工匠。目前在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界，还存在着崇拜大师、蔑视工匠的思想倾向。法学工匠对法律细节理解独特，且情有独钟。为了培养出社会急需的法学工匠，法学教育须关注法律细节、强调做好小事，这会使法科学生们形成正确的法的价值论，掌握切实的法的本体论，习得有效的法的方法论。
 
 
      几年前，《细节决定成败》[1]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该书阐明了“细中见精”、“小中见大”、“寓伟大于平凡”的道理，强调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重视小事、关注细节。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管理类的著述，还不如说是一本励志类的图书。它告诉人们：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要注重细节，把小事做好。如此，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人生才能辉煌。同样，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发展蓝图已经绘就，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法制建设中的细节问题越发重要。我们既需要方向正确的法律理念、法律原则，也需要具体明确的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既需要各类法律制度，也需要对法律条款的严格执行；既需要雄韬伟略的大师，也需要精雕细刻的工匠。相应地，我们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只有从小处着手，树立工匠意识，努力将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和监督各个环节搞精弄透，才能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法学工匠的时代
      当下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法治已成为广大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迫切需要一大批品行端正、精益求精、技艺娴熟的法学工匠。第一，法学工匠是和平时期国家法制建设亟需的人才类型。韦伯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社会需求的人才类型是有差别的：“情绪高昂的革命精神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因袭成规的日常琐务，从事圣战的领袖，甚至信仰本身，都会销声匿迹，或者，更具实效的是，变成政治市侩和实用型专家常用行话的一部分。在为信仰而从事的斗争中，这一发展尤其迅速，因为领导或发动这种斗争的，通常都是真正的领袖，即革命的先知。情况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这里，就像领袖的每一架机器一样，获胜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一切都空洞化和事务化，简言之，为了‘纪律’的缘故，变成精神上的无产者。信仰斗士的追随者，获得了权力之后，通常很容易堕落为一个十分平常的俸禄阶层。”[2](P113-114)总的说来，社会的发展，在波澜壮阔、激情燃烧之后，往往就是风平浪静、神闲气定。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人民民主专政日趋巩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1982年宪法删除了1978年宪法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规定，表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工作的重心从“革命”转向“建设”。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基本上实现了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国家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权利确认与权利保障的统一、强制实施与自觉遵守的统一、国情与公理的统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已经真实地、完整地得到体现，依法治国具备了良法的基础。可以说，我国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经济基础的。所以，中国的法律改革不是推倒重来的根本性变革，而是对法律制度进行局部的、技术性调整，应选择渐进性的改革路径。在此背景下，法制建设重心正从框架构建转向具体规定、从法律创制转向法律实现，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则须顺时应变，关注法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适格的工匠型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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