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违约遏制论——以完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为线索(3)

    允许违约方衡量自身利益得失而自由选择履约与否，否定了合同法以及合同基础的多元性，对逐利的违约行为加以推崇，影响到合同当事人信用的建立；效率违约一旦得到承认，处于相似地位的人也会效仿，必将影响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正如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履行性质的描述：“商人之间订立契约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获得实际履行；他们讨价还价并非仅仅为了获得允诺，外加赢得诉讼的权利；对履行期届至所允诺的履行即会出现的持续的信赖与安全感，是双方合意的一项重要特 征。”[7]（P188）显然从合同的订立到履行结束，始终以当事人之间的信任为基础，也追求交易的安全为目的。
    遏制效率违约的原因不外乎两点：效率违约本身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效率，无论是根据守约方的损失，还是市场价格来确定违约损害赔偿，只会将守约方置于无法获得充分救济的窘境。而效率违约给整个交易环境所带来的宏观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否定合同的道德基础，破坏了双方的信任以及交易的安全。而现代契约下，合同内 容需要在履行过程中不断明确，这更加需要信息的流畅以及以彼此的信赖为基础。而交易主体也更加注重建立长期的交易关系，树立良好市场信用。效率违约理论显然与这种需求不符，应当遏制。

    二、遏制效率违约的法理基础—合同权利的财产属性
    欲遏制效率违约，守约方除了通过约定高额违约金外，更需要完善法定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以使守约方获得较期待利益损害赔偿更加充分的救济。英美合同法中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建立在“无救济、无权利”的思维模式之上，该模式确立了救济和权利的因果关系，而效率违约理论将两者视为等价互换关系，即违约损害赔偿为合同履行的等价物，违约方可以在两者之间自由选择。这与保护财产权的理念截然相反：侵犯财产权，侵权人须赔偿侵权获益。而以“效率”标榜理论之长的经济分 析法学派，唯在合同法领域提出了“效率违约”为正当之思想，而未有“效率侵权”之说。因此，遏制效率违约的核心就是承认守约方的合同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合同权利也具有财产权的属性。
    （一）康德的合同权利思想
    关于合同权利的财产性观点早已见诸于康德的权利思想中。康德认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建立关系，将另一个人视为自己的自决代理人。一个人的行为只能受到其自决代理人自由的限制，代理人会在外部客体上实施自决能力，变成选择的主体，康德将允诺界定为外部选择的客体。[8](P65)允诺人为受诺人的代理人，双方订立合同时，受诺人将自己选择外部客体的权利交给允诺人行使，允诺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属于受诺人的外部客体选择范畴。康德认为合同的履行属于权利的应然内 容。选择的外部客体并非仅指某一空间外部的实体；同时也包括另一个人允诺的履行。尽管允诺人并不实际占有履行，但是不能否认其在履行上所享有的权利。某人是否享有权利取决于这些条件赋予法律表达为一种观念，即受诺人享有的关于合同履行的权利，是允诺人和受诺人共同意志的产物。[9](P91)
    因此通过合同受诺人获得的是允诺人的允诺而不是他允诺的东西，以及一些成为受诺人所有的外部事物。履行是受诺人并不占有，但为其所有的内容，违约行为侵犯了受诺人对履行所享有的所有权。如果允诺人违约而选择更具有经济效益的合同，这种行为恰为康德权利思想所反对。
    （二）英美合同法有条件的承认合同权利的财产属性
    建立在“期待利益损害赔偿充分性”假设基础上的效率违约理论，并非与英美合同法的权利认知完全一致。在违约案件中对违约方苛以较重的衡平法性质的违约责 任，必然要求守约方享有履行的法定权利，此时剥夺了守约方的权利就如同剥夺了守约方的财产，违约方要承担实际履行、禁令以及衡平法性质的金钱性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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