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行政行为形式效力之完全公定力(6)

　　2．完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救济是国家为受到公共行政侵害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的行政法上的补救的制度[19]，广义上包括在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与司法机关的救济等。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有利于在事前或事中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特别是严重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但，若在事前与事中程序中，由于行政机关违反了行政程序的规定，未将严重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加以避免的话，那么就需要事后补救措施。对我国而言，其需要我国救济制度中扩大受案范围、降低救济“门槛”、强化纠纷解决功能、拓宽原告资格要求、确立“救济应停止执行”原则、针对严重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规定较长的救济期限（如2至5年）等内容，这方面已有了很多的良策，在此不作赘述。
　　3．完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通过以上事前、事中防范及事后的救济，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及其发生后相对人权益的补救，但还需要追究严重明显违法行为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且应规定较重的法律责任。因为，作为执法者是法律适用的专家，一般的违法不能完全避免，但严重明显的违法行为应该可以避免。一个严重明显违法行为的发生，只能说明责任人相关业务知识的严重欠缺或严重的主观过错，无论是哪种原因，对其应严厉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这不仅是行
政法治的内在要求，更是防止严重明显违法行为发生的重要措施。
　　以上3个方面的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及发生后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同时也解决了有限公定力理论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所解决的问题，那么无需按有限公定力理论那样建立一个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加上，以上三个制度是一个法治国家必需的制度，也是我们国家正在建立及完善的制度，那么，有限公定力理论及其倡导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及制度就显得多此一举。
　　三、结语
　　同样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益，有限公定力理论采用了否定严重且明显瑕疵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并建立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及制度的方式，而完全公定力理论采用了承认该部分行为的公定力并通过系统防范及补救的方式，可谓“殊途同归”。但由于有限公定力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得该理论及制度的实际效果与其目的或用意背道而驰。在我国内地由于传统观念、现阶段的法治发展水平加上有限公定力理论的缺陷等多种原因，该理论及其相关制度不适合移植。相反，完全公定力理论符合我国民众对公权力行为的传统行为模式，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制度要求，通过系统的方法完全可以解决有限公定力理论及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及制度所涉及的问题。承认完全公定力理论并非承认“强权即公理”，也非对公定力理论的简单回归，而是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公定力理论到有限公定力理论再到完全公定力理论的否定之否定的创新。
　　我国《行政程序法（专家草拟稿）》规定了无效行政行为制度[20]，未将严重且明显瑕疵作为无效行政行为的概括标准以兜底规定（即未规定相对无效行政行为），而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将无效行政行为的情形做了列举，其用意是提高民众判断无效行政行为的准确性以避免民众判断错误的责任风险。但，法律作为抽象性规范，其内容不可能过于具体（从草拟稿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关分析可见上文），即使其内容具体到使得民众能准确判断的情况下，也无法避免有限公定力理论的其他缺陷。有限公定力理论及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是德日等国的较流行的学说与制度，同样作为法治国家的英美等国未建立相同或类似的理论与制度[21]，但却解决了相应问题，其说明有限公定力理论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及制度并非解决该相应问题的唯一途径。最后，抛开该理论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不谈，就是在德国建立该制度的前提之下，实际效果也是不理想，那么，我们对此更不可盲目引入。
　　注释：
　　[1]本文的行政行为只限于法律行为并且是单方的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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