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这也使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由雇主说了算。当前中国的市场体制又很不健全，资本为了赢得利润最大化，对劳动力成本是能压就压。而受雇者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和从国有、集体企业出来的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在权力和信息等等方面的绝对不对称，他们对雇主拥有的劳动力定价权是无力抗衡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这个硬道理，他们的利益与资本是正相关的，所以对此也是眼开眼闭。雇主对于为雇员购买社会保险很不情愿，面对劳动部门社会保险扩面任务的重压，有时也为了留住人才，他们也会作出一些妥协，通常会给企业的生产骨干购买保险，而大量一线工人则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这样，从企业个数说，面已经扩得够大，但实际参保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计算工资总额时，老板是能算多低就多低，社会保险收到的钱就更少了。
2．维持低成本是当前大多数资本求生存的基本方式
雇主们不愿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也有他们“正当”（此处打引号只是为了强调，而没有说反话的意思）的理由。当前，中国的企业正面临着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国加入WTO之后，商战的战场又扩大到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国内同行以外，还面临着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挑战。因此，民族资本必须极力将生产成本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这几乎成为资本求生存的基本方式。对于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和跨国集团来说，更低的生产成本本来就是他们投资的目的之一。因此，无论民族企业，还是国际资本和跨国集团，都不会轻易地人为提高劳动力成本。如前所述，社会保险费用则是他们能够考虑“节约”的支出之一（有老板说，这本来是他们的纯利润）。目前的全球化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资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尤其是民族国家的限制）在全世界乱跑，哪里成本低就去哪里，这对劳动一方极为不利。国际资本如此，国内资本何尝不作此考虑。在我们庆贺我们的企业（国有、私营）走出国门，到第三世界，甚至第二、第一世界国家去办工厂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资本也在开始尝试遵循上述规律办事了。这对经济发展本身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以前，我们还不能触动它（一动它会跑）。所以劳动者是被动的（他不可以全世界乱跑），政府在这方面也是被动的（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可能伸得那么长）。
3．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得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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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在近年来转变经营方式的过程中，也大都把职工的保险福利作为包袱给卸掉了。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由于大多数对手一直不背社会保险的包袱，他们始终不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在“减员增效”的口号之下，让原来有保障的职工下岗，再以没有保障的“农民工”来取而代之，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乃至国家事业单位的非常普遍的做法，有时甚至整个地区、整个行业都采用这种卸包袱的办法来换取效率的提高。反过来说，增加人工开支（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就意味着改革成果丧失或部分丧失，坚持改革成果就得把人工尽可能地降低。我们又遇上了棘手的两难问题。
4．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制度兴趣不大
作为雇员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他们一般都比较年轻，养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太遥远了，而医疗保险这样的“好事”他们又不敢想象。因为在政策上有关部门有“先养老、后医疗”（即不参加养老保险就不能参加医疗保险）和“雇主、雇员任何一方交不出保险费就停保”的规定，门槛太高、太多，无法进入。加之他们从以往的农村生活经验中得出的对政府承诺的不信任，所以这些农民工根本对参加社会保险不感兴趣。
综上所述，在雇主、雇员以及地方政府等所有与现行制度相关的方面都对社会保险不感兴趣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怎么下决心，有关部门怎样加大工作力度，甚至行政手段不行就用法律法规来干预，看来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雇员不参加社会保险或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就业会成为今后主要的就业方式，其比例甚至会超过胡鞍钢的估计。就目前的统计数字来估算，城镇国有单位（将近8000万人）加集体单位（将近1500万人）再加上城镇其他单位（将近2000万人），职工总数在11000—12000万人。如果进城打工的5000多万农民工和累计1000万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很保守的数字）都算是非正规就业的且包括在上述职工总数中，则非正规就业的所占比重是50—55%；如果9500万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职工都是登记在册的“正式职工”而5000万农民工不包括在上述职工总数中，则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加城镇其他单位职工）的比重是45%。如果再加上乡镇企业12000万人，那非正规就业的就在80%以上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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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事实看，如果要在就业和社会保险之间按其重要的程度排顺序的话，就业应该排第一，社会保障则在其次。其实，目前“就业优先”的论点已经得到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的认可。另外，如果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间排顺序的话，则应该将医疗保险排在第一位。同时，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应该更加突出针对已经陷入贫困窘境的城市居民设计的，并由政府财政支持的社会救助制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位，无论是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是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义乌市的改革试点实践
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化转变到城乡一体化结构，并不是等待某一天国务院一声令下——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从今往后统统是“中国户口”——就能够解决了的。从城乡二元化到城乡一体化是一个过程，其目的是要使现在的“农业人口”参加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因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种种量变逐渐积聚而发生一种质的变化，进入新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或产业工人阶层等等，从而形成一种正向的社会流动。于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就需要发展出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去接纳他们；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就能够形成土地的规模经营而使农业重新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看起来，这像是“乌托邦”。然而，这些正是浙江省义乌市如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为了真切地了解义乌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及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就业司的安排下，于2002年1月到义乌市进行了调研活动。
㈠．义乌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社会经济发展获得较大成功的城市相比，义乌市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比较独特的轨迹，这就是：“经商——实业——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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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商建市
义乌市独特的发展道路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义乌市的社会经济环境有两大劣势和两大优势。两大劣势是：土地稀少，没有资源；两大优势是：市民素有经商传统，地理位置紧靠铁路。所以，“兴商建市”这一切合实际、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使他们获得了成功。
在义乌民间，素有“鸡毛换糖”30 的传统习惯，如今这种“以物易物”的非常原始的商品交换行为被看作是在全国知名度颇高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历史源头。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做“鸡毛换糖”一类的小生意，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现在为媒体津津乐道的是，80年代初小镇居民冯爱倩与县委书记谢高华“拍桌子”而获准摆出义乌第一摊的故事。31直到1982年，义乌市的第一代露天摆摊的小商品市场才正式开放。32
20年来，义乌确立了并坚定不移地实施着“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致力培育小商品市场，以后又经过三次升级换代，如今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小商品流通、展示、信息和配送中心。33
在义乌市本地的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同时，也有4万多义乌人走出家乡，把小商品市场办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在国内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了30余个分市场和国外的5个分市场，34
从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到西部发展中地区的云南、西藏、宁夏、新疆等地，35 国外在南非、韩国等国，都有义乌人经商的足迹。
2．市场推动实业、实业带动就业
义乌人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四通八达、里应外合”的小商品流通网络，他们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们光卖别人生产的小商品，而自己不生产呢？于是，近年来，立足于发挥市场优势，“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工业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浪莎袜业、梦娜袜业等袜业企业在几年内奇迹般地崛起，迅速占领了全国袜业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浪莎袜业已经流露出要做“世界袜业大王”的勃勃雄心；其他如服装、毛纺、针织、食品、家俱、建材、工艺饰品等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就这样，义乌市形成了以二、三产业为主的新的产业格局。在2000年的119亿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仅占6%（7亿元），第二产业占51%（60亿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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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占43%（52亿元）。36
其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高出2000年的全国平均数（34%）9个百分点。 新的产业格局也造就了新的就业格局，2000年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统计数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仅占1%，第二产业占14%，而第三产业高达85%。37
在2000年的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已经下降到52%，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均占24%。
就业格局的变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突破口。从义乌市2001年的统计资料看，义乌市有67万在本地有户口的常住居民，其中，非农业人口13万余人，仅占总人口的20%，农业人口53万余人，占总人口的80%。38
但是，义乌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调查当时，义乌市人口已经达到91万余人，其中户口在调查当地、居住也在调查当地的有54万人，占59%；居住在调查当地、户口不在调查当地的有37万人，占41%。另外，户口在调查当地，居住不在调查当地的还有13万人。39
3．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义乌人开始有意识地把社会结构的更为本质的变化——“城市化”作为一个发展的新起点。媒体报道：“如果在几年前，你问义乌人，义乌有今天靠的是什么？答案会是：‘市场’！如今问同样的问题，许多人会告诉你：‘城市’。“当多数地方城市化进程刚刚起步，浙江省义乌市却已生动而实在地让人们感受到，城市化作为一种全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神奇魅力。??城市化成为现代化建设有力的推进器。”40
义乌市老城区只有几平方公里。20年来，义乌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已经扩大到近27平方公里。近年来，义乌市委、市政府把城市化作为推进义乌发展再上新台阶的突破口，提出了城市化的新目标：到2005年，建成区要达到50平方公里以上。
2001年3月义乌市把原有乡镇撤并为5个街道办事处和8个镇，使中心城区规划控制面积达300平方公里。发展远景是：形成一个中心（市区）、三个副中心（佛堂镇、苏溪镇、上溪镇）的网络化、组团式的城镇发展体系。42
义乌人很明白，城市化的中心应该是“人”。所以，在他们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人口的“集聚”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程。20年来，义乌市的中心城区从一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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