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反腐是遏制腐败的最佳办法(2)

一、位置重要，身份特殊。“一把手”是谋划一方发展的过程中，对大政方针的决策起着关键作用。但他们不是恪尽职守，励精图治，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奋斗，而是凭借“一把手”的特殊位置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搞假繁荣，假政绩，突出表现自己，并以此为敲门砖，图谋个人私利。尤具特色的是，这些身居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任何一个单位、地区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但往往又都是“贴在墙上，说在嘴上，做做样子，搞搞形式”。如沈阳市物价局共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49项计150多条，分别以《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沈阳市物价局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并人手一份。然而，这些制度只能约束副局长以下的机关干部，惟独约束不了原“一把手”王秀珍，用物价局机关干部的话说，“各项规章制度对王秀珍仅是一纸空文”而已。正是手中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导致其游离于监督之外，随意侵占和挪用公款，最终成为“阶下囚”。可见， 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毕竟班子成员、下级和党员群众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格局下是不足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
二、权力集中，监督乏力。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说，全国省部级干部有2000多人。但迄今为止，对省部级干部的监管却一直是一个令决策层头疼的问题，很多对下级官员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到省一级就失效了，省内的人大、纪检都无法对省部级干部形成有效的监督。
我国现在领导班子结构均是“金字塔”型，位于塔尖上的“一把手”位高权重，长官意志强，一些副职干部习惯于“一把手”拍板，真有意见也不敢提，一怕伤了和气，二怕打击报复对自己前途不利。原本行使监督职能的一些“要害部门”如纪律检查部门、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大多由“一把手”提拔任用，不听话的就频繁“调动”，“要害部门”很快“清一色”地与“一把手”绝对保持一致，致使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如从阜阳市的基层干部一路升到副省长的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对王怀忠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群众早有反映。当地还有句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然而，王怀忠就是在群众的质疑声中一路高升。一位曾参与考察王怀忠升迁的干部反映，早前就耳闻了对王怀忠的诸多不良评价。但当考察组前去征求意见时，听到的全是对王怀忠的赞誉；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根本不敢或者没有机会向考察组反映问题。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理论上中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是健全的，但实践中却经常遇到问题。对“一把手”权力监督，对他们是“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难度较大，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又无法监督，人大监督则隔着一层皮，群众监督更是无能为力。更何况在“一把手”集人、财、物支配权于一身之际，发生诸如违规操作，办事不按程序，决策主观臆断，用人不讲原则，以权谋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私有财产，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把权力商品化、私有化、资本化，不受监督、逃避监督、干扰监督，甚至赤裸裸地反对监督，使权力得不到相应的制衡的情况时，腐败也就自然产生了。
三、违规界限模糊，出现问题查处难。一个单位里，自主决策、指挥有力与独断专行、滥用职权有时很难划清，有些“一把手”往往打着自主决策的旗号而贪求个人私利。为满足个人私欲，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财产，从而走上犯罪道路。有专业学者曾指出：党内监督在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于、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同级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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